龚鼎孳

龚鼎孳生于1615年,殆于1673年。字孝升,因出生时庭院中紫芝正开,故号芝麓,谥端毅。安徽合肥人。与吴伟业、钱谦益并称为“江左三大家”。崇祯七年(1634年)进士,龚鼎孳在兵科任职,前后弹劾周延儒、陈演、王应熊、陈新甲、吕大器等权臣。明代谏官多好发议论,擅于弹劾别人。龚鼎孳在明亡后,可以用“闯来则降闯,满来则降满”形容。气节沦丧,至于极点。风流放荡,不拘男女。在父亲去世奔丧之时尤放浪形骸,夜夜狂欢。死后百年,被满清划为贰臣之列。著有《定山堂文集》、《定山堂诗集》和《诗余》,后人另辑有《龚端毅公奏疏》、《龚端毅公手札》、《龚端毅公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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轶事典故

少年聪颖

  在安徽合肥,关于龚家的故事很多,不仅坊间口口相传,而且还收集在有关故事集里。

  在龚大塘采访时,听到老辈人讲的两个龚大司马对“对子”的故事很有味道,一个是夸他从小就是神童,一个是损他徒有虚名。

  据传龚大司马小时候非常聪明,读书过目不忘。有一年,其父送他去赶考,当时考生很多,要按顺序排队入场。由于他年幼人小,父亲只好将他架在颈脖上。轮到他时,主考大人见是一个小孩骑在大人脖子上,问明情况,随口出了一联:“小学生将父作马。”他不假思索地答道:“老大人望子成龙。”因为考生很多,他好奇地东张西望,主考大人又从《孟子》“古之为市者”句中出了“以左右望”一句为上联叫他对,他以《中庸》中第二十二章末尾一句“与天地参”来对答,非常贴切。这则故事至今仍为人乐道。

  另一则故事说龚大司马有一年衣锦还乡,前呼后拥好不威风。快要进入合肥城门口时,马路中间有一个八九岁的小孩在用石头叠桥玩耍,旁若无人。差役上前一脚踢翻几块石头,喝叫小孩快快让路。这个小孩站起来质问差役:“为什么要踢我的石头?”差役大声喝道:“龚大司马到此,你小孩胆敢拦路,真是该打!看你是小孩,就免一顿打,快快滚开!”小孩不服气地说:“要我让路不难,你去请龚大人下轿来见我,我出个对联,他若能对出,我就给他让路,不然请他另走别处。”龚大司马要小孩当面出上联,小孩不假思索随口念出:“踢去垒桥三块石。”龚大司马搜肠刮肚,思索半天,一时竟对答不出,只好吩咐差役改道回府。

  龚大司马回到府里后闷闷不乐,茶饭不思,他姐姐来看他,问他有什么不乐意的事情,为何心中不快?他把路遇小孩拦道出对联的事说了。他姐姐问明小孩出的上联后,就对他说下联可对:“剪开出路二重山。”

  龚大司马一听姐姐对的下联真妙,喜不自胜。第二天又坐着轿子到了那里。小孩正在等他,问他是否对着下联了。龚大司马说昨天自己心里烦乱,一时没有想出,这上联有什么难对的,说着就念出下联。小孩一听哈哈一笑,说这不是你对的,而是一个女子对的。龚大司马问何以见得,小孩说只有女人常用剪子,“剪”字应当换个“劈”字,“劈开出路二重山”才贴切。两座山连在一起,用剪子能剪开吗?我只知道劈山开路,没有听说过用剪子剪开山的。龚大司马听了小孩的话,羞得满面通红,再也无话可说了。

龚湾巷

  在安徽省合肥市,龚大塘的出口处就是永红路,过去叫“龚湾巷”。龚家在合肥是大户人家,关于他们的故事自然也很多,最著名的就是“龚万巷”的故事。合肥市文化馆编著的《合肥民间文学》讲述了“龚万巷”的由来。

  当年这里曾居住着两户相邻的人家。一家姓龚,家主为朝廷重臣,人称“龚大司马”;另一家姓万,家主为地方权贵,人称“万大老爷”。这两户人家虽相邻多年,但并不来往。好歹是左邻右舍,各走各的门,各用各的灶,井水不犯河水,倒也相安无事。

  孰料这年,龚、万两家同时大兴土木,翻建房屋,均欲将各自山墙向外延伸,以扩大房基,结果引发了争吵。你不允我不依,一时间吵得天昏地暗,直吵到县衙老爷那里。龚、万两家都是有权有势的人家,县衙老爷乃七品芝麻小官,岂敢轻易判决,以致官司迟迟没有结果。

  龚家气愤难忍,派管家人持书星夜赶往京城,禀报龚大司马,希求龚大司马出面干预,以振族威,出掉这口怨气。远在京城的龚大司马接到家书后,起初确也很气恼,好在其妇人乃一知书明理之人,闻情后淡淡一笑而劝道:“相邻相争,只为一墙,何值如此。汝乃朝廷要臣,官居高位,对此区区小事,当大度才是,让人几尺何妨?”

  龚大人闻妻言之有理,顿时息怒,随即付书一封,交管家人带回。龚家人接到龚大人来书,拆开一看,见书仅诗一首。词曰:“千里来信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还在,不见当年秦始皇。”龚家人见言,皆息怒默语,悄悄将与万家相邻的山墙拆除退后三尺。

  龚家一反当初的举动,使万家很受震动,愧疚之余,也仿效龚家做法,主动将与龚家相邻的山墙退建三尺。这样一来,使得龚、万两家宅居间形成了一条六尺宽的巷道。人们便把这条巷道称为“龚万巷”,叫来叫去叫白了,就成了后来的“龚湾巷”了,即如今的“永红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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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就

  龚鼎孳有清才,在明即与文人学士广泛交往,著名者便有吴伟业、钱谦益、冒襄、方以智、阎尔梅、万寿祺、曹溶、余怀、纪映钟、杜浚、龚贤、陶汝鼐、周亮工、李雯、曾灿、顾与治、邓汉仪等一大批,另有王紫稼、柳敬亭等艺人。又因能保护文人学士,吴伟业称赞龚鼎孳为官“唯尽心於所事,庶援手乎斯民”。清代著名词人陈维崧年轻时落魄潦倒,就得到龚鼎孳的慷慨相助,这使陈维崧一辈子都对其念念不忘。

  龚鼎孳洽闻博学,诗文并工,在文人中声望很高,时人把他与江南的钱谦益、吴伟业并称为“江左三大家”。工书,善山水。诗画皆得父孚肃之传,画山水,笔墨苍郁沉厚;尝书送魏环极诗卷,间作山水苍郁沈厚。有一方闲印署:“临川二十七”世孙。诗与吴伟业齐名。诗风多受杜甫影响,作诗情感深厚,于婉丽中亦多寓兴亡之感,吴梅村说“其侧怛真挚,见之篇什者,百世下读之应为感动”。但其作品反映现实深度不够,多为吟风弄月的宴饮应酬之作。早年词作以“艳宗”为风尚,继而“绮忏”,晚年成于“豪放”,以意象绵密、着意锻炼、好用拟人、善于和韵为主要风貌,在清词史上独具特色,是清初词坛的主持者之一。

  著有《定山堂集》47卷,其中《诗集》43卷,《诗余》4卷。初刻于康熙四十二年(1673)。雍正时禁毁钱谦益文字,因书前有钱序,加之龚氏诗文内有碍语,全部板片入缴藩库,世传很少。光绪九年(1883),龚氏十四世孙龚考绪重为辑集付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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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

  龚鼎孳是明末清初文学家,明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1616年1月5日)出生。安徽合肥人。崇祯七年(1634年)中进士,出任湖北蕲春县令,崇祯十二年任兵部给事中。赴京途中,结识南京名妓顾横波,携其进京,后纳为妾。初居宣北坊海波寺街“古藤书屋”,后迁至宣武门外大街,寓号“香严斋”。

  龚鼎孳祖父和父亲都颇有文名。而他少年早慧,十二三岁时即能做八股文,亦擅长诗赋古文。明崇祯七年进士,任湖北蕲水县令。后因镇压张献忠起义有功,升兵科给事中。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陷北京,龚鼎孳投井自杀,被人救起后辅李自成,任直指使,巡视北城。受吏科给事中,迁太常寺少卿。清顺治元年(1644年),睿亲王多尔衮进京,龚鼎孳迎降,授吏科给事中,迁太常寺少卿,刑部右侍郎、左都史使等。顺治三年,曾受弹劾,但因皇帝赏识仍任原职。顺治十一年,因法司章奏过激,涉及满汉关系,被降职调用,下至南苑蕃育署管菜园。后又被贬去广州。康熙元年(1662年)官复侍郎。后历任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礼部尚书、会试下正考官等职。康熙十二年九月十二日(1673年10月12日)病卒。

  龚鼎孳因失节丧操,不仅为明人所不齿,也为清人所蔑视。在明福王在南京建立政权时,曾制定过查办“从贼者”的制度,龚鼎孳就被列入了治罪名单,而清朝人也讥笑他“惟明朝罪人,流贼御史”,而多尔衮更是认为龚鼎孳“此等人只宜缩颈静坐,何得侈口论人”,“人果自立忠贞然后可以责人”。讽刺他“自比魏征,而以李贼比唐太宗,可谓无耻”。因此,龚鼎孳在仕途上便颇为艰难,往往是屡起屡仆,上下浮沉。康熙三年,才因其才名为世所重,方迁刑部尚书。龚鼎孳为人狂放不羁,反复无常。经常有不合时俗的举止,而受到当时人的讥笑。清人孙昌龄曾贬斥他说:“惟饮酒醉歌,俳优角逐,前在江南,用千金置妓名顾眉生,恋恋难割,多为奇宝异珍,以悦其心。淫纵之状,哄笑长安。”

  妻子顾眉号横波,原为南京秦淮名妓,不仅貌美,而且工诗词,画兰花,诗风清丽幽婉,画亦著名,有《柳花阁集》。当时以才艺双绝,与文人名士交游甚广而名动一时。后来龚鼎孳娶之为妾,深得宠爱,时称横波夫人。

  《心史丛刊·横波夫人考》中有一则轶事说,龚鼎孳之所以投降李自成,接受直指使的职位,就是因为他“生平以横波为性命,其不死委之小妾”。可见龚鼎孳对顾的宠爱。他曾为顾眉生作诗多首,称她为“善持君”,被当时的文人戏称为“善持夫人”。

  龚鼎孳沉溺声色,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在当时也很为人所非议,被孙昌龄责之为:“已置其父母妻子于度外,及闻讣而歌饮留连,依然如故,亏行灭伦。”在清初,统治者为巩固统治,进一步加强封建专制,而竭力强调儒家伦理纲常的背景下,他的行为自然得不到统治者的赏识,而因“素行不孚众望”多次遭到清廷的降级贬职。

  龚的元配夫人童氏却操行贤节远胜过了龚鼎孳。她曾两次被明朝封为孺人,在明朝灭亡后,龚鼎孳降清,她不仅独自在合肥居住,不随龚进京,而且拒绝接赏清王朝的封赏,同龚的行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另一方面,他又因能保护文人学士,为民请命而享盛名,而且惜才爱士,对困厄贫寒名士常倾力相助。有“穷交则倾囊橐以恤之,知己则出气力以授之”的名声。又由于他富有才气,洽闻博学,诗文并工,因此,在文人中声望很高,时人把他与江南的钱谦益、吴伟业并称为“江左三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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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龚鼎孳文思敏捷,才华横溢,往往数千言的文章,能够一挥而就。且词藻缤纷,都不点窜。他的文风多受杜甫的影响,为文作诗,情感深厚,常常有悲凉感慨的作品,所以吴梅村说“其侧怛真挚,见之篇什者,百世下读之应为感动”。但他的作品反映现实的深广度不够,多为吟风弄月的宴饮应酬之作,文学成就不如吴伟业、钱谦益二人。

  《定山堂集》包括《诗集》四十三卷,《诗余》四卷。《诗集》卷一、卷二为五言古诗,卷三、卷四为七言古诗。卷五至卷十五为五言律诗,卷十六至卷三十二为七言律诗。卷三十三为五言排律,卷三十四、卷三十五为七言排律。卷三十六至卷四十三为七言绝句,各卷均按年代为序编排。《诗集》前有吴兴祚、周亮工、吴伟业、尤侗、钱谦益等人的序。《诗余》四卷,编年排次,前有丁澎作序。诗集中的作品大多反映了他身历几朝更替的生活经历和内心体验,吴伟业序称其诗:“有感时佗傺之响而不孜于和平,有铺扬鸿藻之辞而无心于靡艳。”龚鼎孳写诗多是凭借才气,遣词缛丽,用典富赡,可是往往剪裁不够,再加上他的诗多为宴饮酬酢之作,往往显得“词采有余,骨力不足”。

  不过,在他身经变乱有了切实生活感受后,也写了出了一些内容深厚,笔力矫健的佳作。如七古《多陵篇用李空同汉京韵篇》、《寿白母长歌一百二十句》、《挽船行》。律诗《过城东戚贵诸里第》、《秦淮社集白孟新有计纪事和韵》、《丘曙戒侍讲谪琼州》。绝句《上巳将过金陵》、《灯屏词次牧斋先生韵》等,无论感慨兴亡,叙述友情,还是反映民生疾苦,均写得情意深挚,气韵不凡。龚鼎孳虽然先后投降李自成和清王朝,而因此被世人视之为丧失名节的人,但在他内心深处,却始终潜伏着对故国的追思和对往事无限怀念的情感。在这种感情的作用下,他同许多明朝遗士故人还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碑传集补》记载:“时鼎革方新、新朝耆旧多混迹于酒人画师,以寄其宅傺幽忧之感”而龚鼎孳则“开东阁以招之,分余明以照之”照顾蔽护这些人。

  在他被迁为刑部尚书后,曾为傅山、阎尔梅、陶汝鼎等明朝遗士开脱罪责,使他们免遭迫害。在清朝为筹集连年穷兵黩武所需的浩大军费兵饷而横征暴敛,赋税沉重的情况下,多次上书,为江南请命。还曾因为“司法章奏,事涉满汉,意为轻重”,而降八级调用。从这些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龚鼎孳内心充满了矛盾,一方面为了保全自己的荣华富贵而变节屈膝,另一方面对故国旧朝又不以彻底忘怀。一方面为仕途发达苦心经营,另一方面又因直言陈谏而屡遭贬斥。这种心境也自然地反映到他的诗文中,因此《定山堂集》处处萦绕着一种伤感的情调。

  在《诗集》中,花愁泪痕、寒雪孤鸿、疏灯萧瑟等凄婉的词词充斥诗文间,借酒消愁更是他聊以自慰的方式,于是“酒阑歌罢”、“泣然罢酒”、“灯残酒尽掷杯裂”之类繁华去尽,无可奈何的情怀一诉再诉。

  他在《潭影堂诗序》中无限追忆地记叙了“余方垂髫”时,在“江淮南北晏然无事”之际,与少年伙伴集会于深柳园亭,“酒酣顾视,意气飒然,横绝四海”的意气风发,今昔相照,不由得感慨万千“曾几何时,干戈满眼。向为读书游息之地,概已荡为昆明劫灰,而尘海飘零,岁月如流,吾亦冉冉其将老矣”。于是有象《五十谢客启》这样的作品“谢绝酬应,屏迹空山,借禅诵以消解悲哀,却荤酒而无滋罪业”,表达了渴望超越现实,寻找解脱的心情。

  在《定山堂集》里,除了哀叹自己的身世心境外。也有许多反映清初社会生活的作品。如《挽船行》“兵船积甲如山陵,千夫万卒喧催徵。悉索村巷闭空舍,枵腹负舟那即能”。《岁暮行》“荒叶落寡妇泣,山田瘦尽无耕农。男女逃窜迫兵火,十年不见旌旗空”。反映了由于清政府连年征战,抓丁催饷,横征暴敛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因此诗人热切地期待“何时戍罢科赋轻,饥鹄归飞有完宅”的局面早日来临。表达了希望清政府休兵薄敛的强烈要求。

  诗集中还有一些寄寓亡国之恨的作品,如《秋日感怀六首》“碧瓦朱楹半劫灰,曲池衰柳乱蝉哀。飞虹桥外清宵日,曾照含元凤辇回”。写出了明朝之后,宫室衰败残破的凄凉景象。“千年云物惊弹指,又过销魂万岁山”对崇祯皇帝自缢煤山,寄予了深沉的悲哀和无限伤感。

  该书曾刊刻于康熙四十二年(1673年)。雍正时禁毁钱谦益的文字,因为书前有他所作的序,加之龚鼎孳诗文极力烘染感伤时世,盛衰变幻的悲凉氛围,既有眷念故国之情,又有不满清廷之意,因此被连同全书板片入缴藩库。世传很少。到了光绪九年(1883年),龚鼎孳十四世孙龚考绪,收集编辑故乡所存残书抄录成卷,付梓,仍然为《诗集》四十三卷,《诗余》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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