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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在长沙做了三年太傅,有只鵩鸟飞进他的住所。鵩鸟长得很像猫头鹰,是不祥的鸟。贾谊因为被贬到长沙,长沙气候很潮湿,此时看到猫头鹰,认为自己寿命已不长了,于是写了一篇赋来自我安慰。赋文说:
汉文帝六年,丁丑年,四月孟夏时节。四月里的一天太阳西斜时,有一支鵩鸟停在我的屋子上。它停在座位的一角,形态非常从容不惊。有怪物停栖于此,我心中暗中怀疑它飞来的缘故。打开书本占卜它,预示说到它吉凶的定数:“有野鸟进入我的房屋,主人即将离去。”我请求向鵩鸟发问:“我将要到哪里去呢?如果有吉事,你就告诉我,即使有凶事,也请你把什么灾祸说明。死生迟速的吉凶定数啊,请告诉我它的期限吧。”鵩鸟就叹息着,昂起头张开翅膀,口却不能说话,而请用胸中所想的来对答:
单(chán)阏(è):卯年的别称。这是古代太岁纪年法。谶(chèn):预示吉凶的话。淹速:指寿命的长短。
“时间万物的变化,本来就没有停止。运转迁移,或推移回还,万物变化运转,反复无定。形与气互相移转连续变迁蜕化,精微深远,没有穷尽。福是祸的诱因,祸是福的根源。忧与喜聚集在一门之中,吉与凶同在一个区域。吴国很强大,夫差却失败了,越国栖息于会稽山,但勾践却称霸于世。李斯游于秦国,身登相位,达到成功,最终却身受五刑而死。傅说在傅岩操服劳役,殷高宗武丁以为他是贤人,用他为相。福祸相互依附纠缠,如同绳索绞合在一起,天命不可解说,谁知道他的究竟?水流矢飞,为外物所激,则或悍或远,发生变化,万物往返相激,震荡转化,人事也有时因祸而至于福,互相影响,反复无常。云因势而上升为雨,雨因冷而下降为云,事物的变化复杂纷纭。自然界造化推动万物,使之运行变化是无边无际的。天和道,其理深远,不可预为思虑谋度,死生迟速有命,哪能预知它的期限!
斡(wò)流:运转。沕(wù)穆:精微深远貌。纠纆(mò):二、三股捻成的绳子。这里比喻祸福纠缠在一起。
天地像一个冶金之匠炉,造化像一个冶金之匠,阴阳所以铸化为物故喻为炭,物由阴阳铸化而成故喻为铜。聚散灭生怎么会有一定的法则?千变万化未必有终极。偶然为人,哪里值得贪恋珍惜,而死亡又有什么值得忧患的呢?智慧浅小的人,只顾自身,以他物为贱,以自己为贵。在达人看来,自己和万物可以相互适应,故没有一物不合适。贪婪的人为财而死,刚烈之士为名誉而死。贪求虚名的人,死于权势,一般人贪求生命。为权力所诱为贫贱所迫的人,东奔西走,趋利避害;与天地合其德的伟人不为物欲所趋,对亿万变化的事物都等量齐观,一视同仁。愚笨的人为俗界所牵连,困窘得如罪人之受拘束;有至德的人遗弃物累,独和大道同行。众人惑乱之甚,所爱所憎,积聚甚多;得天地之道的人安然宁静,独和大道相处。放弃智虑,遗弃形体,超脱于万物之外自忘其身,深远空阔,与道浮游。人生如木浮水,行止随流;把自己的身躯完全托付给命运,任凭自然,不私爱身躯把它归于自己作为私物,活着仿佛随波逐流,死去好像休憩长眠。深邃得好像深渊潭水般幽然,漂浮得好像没有羁绊的小舟般自在,涵养空虚之性而浮游,德人不被万物牵累,知天命而不忧愁。因此像鵩鸟飞入舍内这种琐细小事,又有什么值得疑虑的啊!”
合散:指生死。异物:指死亡。夸者:指贪求虚名的人。怵迫:怵指为利益所诱,迫指为贫贱所迫。至人:指至德之人。真人:指得道之人。
第一段是简单的叙事。当一个人有着无法释怀的疑问时,总是希望有人倾听,即使得不到答案,也是一种慰藉。贾谊谪居独处,找不到别的倾听者,他只能向这只带来死亡之兆的鸟儿诉说,而这只鸟是注定无法给出答案的,它甚至也无法表示些许的同情,可见一个人面对死亡时是如此的孤独无助。鵩鸟虽然无法开口说话,但是贾谊让它具备了高妙的智慧,并且让自己能够洞透这只鸟儿的想法,这是汉赋里对话体的开始。鵩鸟所具有的思想不过是贾谊自己的思想,贾谊之所以要用这么曲折的手法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是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具有了诉说者与安慰者的双重身份,也就是这篇赋序里所说的“为赋以自广”。诉说者所提出的问题是:他要到哪儿去,是凶还是吉?而安慰者却避而不答这个问题,它所回答的是:死亡不过是万物变化的一种,不值得为生留恋,为死悲伤。在这种答非所问中,贾谊其实是在强调自己对于死亡的预感。这也许是最后一次诉说,最后一次安慰自己:也许死并不那么可怕。
第二大段是虚拟的鵩鸟的回答,实际上是贾谊在阐发自己的思想。其中引用了很多的道家思想,如物相转化、福祸无常等;生命的偶然性和死亡的超然性等;大人至人与世俗之人对人生追求的不同看法等。似乎都在渲染一种人生短暂,生命渺小和具有不确定性的人生感受;一种无欲无求,幽远宁静的生活态度;表现的是乐观而豁达的精神境界。
这位安慰者提起了几部道家著作对于福祸、吉凶的看法,世间万物总是变动迁流,吉与凶、祸与福也总是互相转化,它举了历史上的三个例子:夫差国强而败勾践势弱而称霸、李斯游说成功而被五刑,傅说胥靡乃相武丁。作为一个政治家,这些正是贾谊关心的,第一个例子是帝王的兴衰史,后面两个,则是与贾谊身份相当的士大夫的悲喜剧。年未届而立的贾谊,在他迅速崛起又迅速衰落的仕途生涯中早已尝到了这种大喜大悲的滋味,此时,在困顿之中,他产生了一种无力感,“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天不可与虑兮,道不可与谋”。人对于这个世界是无力把握的,既然天道深远精妙无从探究,则不如顺应万物的变化,或者走向另一种超越——相信人处在一种无所不在的相对转化之中,在齐同万物、泯灭生死之中逍遥自得。接着贾谊从大人、至人、真人与一般凡夫俗子的人生追求中得出的对比,可以看作是窥破生命,看透人生的一种感叹,表现自己要遗世独立,顺应自然的恬淡安然。“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在道家的经典里,这些道理早已说得很清楚。人面对死亡的态度是“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己”。在活着的时候,如果已将好恶之心去除,那么死亡到来的那一刻,就寻常得跟生命中的其他时刻一样了。吉祥之兆与不祥之兆也没有什么区别。这仿佛是死神的使者所作的演说,这只不祥之鸟的面目没有狰狞,没有残忍,也许死亡就是这么安详。中国古人对死亡的看法不是在信仰里找到归宿,而是在智慧里找到归宿。
这篇赋引用了很多道家思想,比如第二段中的物相转化、福祸无常等,而第三段中熔炉的比喻,则来自于庄子,庄子在《大宗师》中引述了一则寓言:“有个铜匠在冶炼铜汁,铜汁突然跳起来说‘我将要成为干将、莫邪那样的宝剑!’铜匠一定认为是不祥的金属,将把它弃去不用。现在天地就像个大熔炉,万物都在里头熔炼,偶尔幻化人形,就跳起来大叫‘我是人!我是人!’天地也会认为是不祥的人,将弃去不用。”其中的思想可以用一句人们熟知的话来概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实际上,整个第三段都是在渲染一种无欲无求、悠逸宁静的生活态度,表现的是乐观而豁达的精神世界。
贾谊在《鵩鸟赋》一文中虽然含有道家对生死的看法,但又有所不同。虽然在文章中潇潇洒洒、海阔天空,贾谊的真实状态却完全不是这样:为怀才不遇而悲愤、为身心疲惫而感伤、为前途未卜而惆怅。可以感悟到作者当时的心境是一种出离的悲愤,正是这悲愤促使其在文章中处处反其道而行之,于是写得越欢娱,就越是衬出现实的凄凉;写得越洒脱,就越是衬出无力割舍的迷茫;写得越圆满,就越是衬出那颗颠沛潦倒的心,早已支离破碎。
在艺术上,《鵩鸟赋》的形式十分奇特,它以人鸟对话而展开。这种形式是受到庄子寓言的影响,同时也开汉赋主客问答体式之先河。此赋最突出的特点是以议论为主,以议论来抒写对生命忧患的思考,来阐发人生的哲理。议论之中也常运用一些贴切的比喻,来增强议论的形象性,也常用感叹语气来加强议论的情感性。此赋语言凝炼精警,形式上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也有散文化的倾向,体现着向汉大赋的过渡。
参考资料:
1、章沧授等.古文鉴赏辞典(上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218-222
宝应元年我离开草堂时,蛮夷正充斥成都城。
去:言离开。蛮夷:指徐知道叛乱是纠集的川西羌兵。塞:犹言充斥。
而今我返回草堂,正值成都安定无忧之际。
归:言返回。虞:忧患。
让我陈述最初叛乱的情况,徐知道叛乱好像是转眼之间的事情。
陈:陈述。初乱时:宝应元年,七月徐知道叛乱初起时。反复:指叛乱。
因大将被召回朝廷,这伙群小便乘机窃据成都谋反。
大将:指严武,当时他任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群小:指徐知道及其同伙。
半夜斩白马盟誓,气势凌人。
中宵:半夜。气已粗:气势凌人。
并西联邛州之南的羌兵以虚张声势,北断剑阁要道以抗拒长安王师。
邛南:邛州(今四川邛嵊县)以南一带,当时为内附羌夷居所,知道引之为乱。
数十个跟随徐知道作乱的人,虽无官职,却也占城为王,独当一面了。
布衣:指跟徐知道反叛之平民。专城:指任主宰一城的州牧、太守等地方长官。
但徐知道手下的人与羌夷头目各自争长,互不相让,并且蕃、汉殊情,以致叛乱后发生内讧。
两大:两者并大。蕃汉殊:蕃,汉不和而内讧。
结果发生了羌夷兵的倒戈,叛乱魁首们彼此互相残杀。
西卒:指李忠厚统帅的邛南羌兵。
哪知祸起腋下,徐知道被自己部下所杀。
焉知:哪知。枭獍:在古典诗文中,常用来比喻狠恶忘恩的人。
当时主持正义的人对叛乱这都很愤恨,因为他们使国家的法纪政纲受到了破坏。
义士:指当时倡议讨乱者。纪纲:指封建王朝的法纪,政纲。逾:越轨,引申为破坏。
徐知道手下的李忠厚辈均拥兵自立,百姓成了各种势力头目们所宰割的鱼肉。
这伙群小竞相作威作福,谁肯为无辜受害的平民辩解呢。
唱和:此唱彼和。作威:恣意杀戮。福:穷奢极欲。辜:罪也。
他们还一方面残害百姓,一方面寻欢作乐。
杻械:刑具。在手为杻,在足为械,即脚镣手铐。
他们在谈笑间滥杀百姓,长街上溅满了无辜百姓的鲜血。
在他们行刑的地方,甚至风雨之时还可以听到冤魂的哀嚎声。
用钺:指杀人。“钺”,古代兵器,方形圆刃,持以砍伐。
被杀害之人留下的妻子、马匹为贼徒占有,这些遗孀甚至马匹还要含着内心的悲痛供其取乐。
色悲:言面带悲色。尔:你,你们。此指乘徐知道叛乱中,假平乱诛逆为名而为非作歹之徒。娱:谓含悲供人取乐。
国家法纪何在?实在令人不甚叹息!
我只得奔走于梓、阆之间,三年中都想离蜀而去东吴。
贱子:杜甫自称。三年:指宝应元年至广德二年,杜甫逃离成都,往来梓、阆间,凡三年。
由于那里也有战乱,结果竟难以成行。
弧矢:犹弓箭,喻战乱。五湖:指江苏太湖一带,古为吴地。
我不忍舍弃这间花草堂,回来要除杂草杂木,重整庭院和药栏。
舍:放弃。榛芜:丛生的荆棘野草。
入门见四颗小松树尚在,我漫步于万竿疏竹之中。
步屟:著屐散步。疏:疏朗。一解,林间空地。
往日养的家犬喜我久别乍归,它常情热的低回在我的身旁。
低徊:徘徊留恋貌。衣裾:衣腋下摆。
邻居喜我归来,拿着葫芦买酒准备与我畅饮。
酤酒:买酒。
大官严武喜我久别乍归,就遣人骑马来问我需要什么东西。
大官:指严武。骑:指跨马使者。
城郭间的邻人喜我久别乍归,他们来探视、问候我的人,简直挤满了整个村墟。
城郭:指城郭间邻人。隘:阻塞。
天下尚不得安宁的今天,当兵的都胜过迂腐的书生。
腐儒:迂腐的书生,实指杜甫自己。
在这动荡不安的战乱年代里,何处可安置我这个老头呢?
飘摇:形容时局的动荡不安。
我真的成了多余的人,所幸的是还算活了下来。
我既无用于世,在此余生里一饮一啄已感到惭愧,所以甘于清苦生活,不敢有所奢求。
饮啄:此处杜甫以禽鸟自比,言个人要饮食。食薇:吃野菜。“薇”,野草名,高二三尺,嫩时可食,常采以充饥。
从形式上看,《草堂》用大量篇幅回溯了徐知道乱蜀的始末及其严重后果,是对旧史的重要补充,是诗史。而众多注家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肯定这首诗的价值的。这无疑是杜诗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就这方面而论,《草堂》的确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真实。例如对徐知道乱蜀原因:“义士皆痛愤,纪纲乱相逾”、“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准确把握;对汉、蕃相互勾结又相互火并的生动刻画:“中宵斩白马,盟歃气已粗”;对乱象错综复杂情况的巨细不遗:“布衣数十人,亦拥专城居”;以及对贼谋“西取邛南兵,北断剑阁隅”的揭露,其广度和深度,是抵得上一篇徐知道乱蜀始末记而有余的。
特别是“鬼妾与鬼马,色悲充尔虞”,不仅深刻地揭示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而且表现了诗人的无比痛愤。当这位伟大诗人写到这里时,是站在审判台上,面对着毫无人性的魔鬼,怒不可遏地申斥他们的罪行的。一个“尔”字,就维妙维肖地表明了他那种面对魔鬼,痛予呵叱的坚定立场。死者而有妾,马,当然不是等闲之辈。这似乎有点为互相残杀而死的贼徒,或者为殃及阔人的枉死鬼而一表同情的嫌疑。其实不然,这是文学上常用的一种艺术手段——深一层写法。对鬼妾、鬼马尚且这样肆无忌惮地蹂躏、糟踏,则对一般老百姓的残忍、凶暴,更不消说了。杜甫的同情,始终是在无辜而死的老百姓一边的。
然而仅仅看到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及其价值,尚不足以尽《草堂》的极致。《草堂》的思想意义和文学价值,除了上述这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方面,那就是,在回忆蜀乱始末的笔触上,融入了杜甫对严武最真挚的友谊,希望他面对“成都适无虞”、“天下尚未宁”的冷酷现实,认真思考“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原因;吸取祸生肘腋的沉痛教训,整顿纪纲,厉行国家法令,不要重蹈“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覆辙。《草堂》诗主要是按这样的构思,艺术地再现当时的乱象的。
开头四句,诗人用对比的方法,突出了他为“蛮夷塞成都”而去,为“成都适无虞”而归的心情,希望严武注意国家的治乱,同人心向背,息息相关,千万不能满足于眼前的“适无虞”。这是对严武的忠告,也是对当前形势的正确估计。论者多从它同下文的关系,许其为一篇之纲,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为了让严武清醒地记取“蛮夷塞成都”的惨痛教训,诗人接着写到:“请陈初乱时,反覆乃须臾。”“请陈”者,请允许我(杜甫)陈于大将之前。“大将”者,剑南节度使严大将军武也。这就充分表明《草堂》主要是向严武陈情。而陈情的第一件事是“反覆乃须臾”间事,不可掉以轻心;是诗人把“群小起异图”,直接同严武赴朝廷联系起来。这固然可以说明严武举足轻重,国家安危所系,用《八哀诗》哀严武的诗句来说,就是“公来雪山重,公去雪山轻”。但也未尝不可以理解为:严武治蜀还有严重问题,以至于前脚刚刚跨出成都,便祸生心腹。一句话,“群小起异图”,严武是不能完全辞其咎的。这是杜甫希望严武认真思考的第一个问题。
杨伦对“中宵斩白马,盟歃气已粗”,加了“写出草草乌合光景”八个字的旁批。需要补充一句:岂止草草乌合,他们在歃血为盟之初,就有过激烈争吵呢。这消息,是“气已粗”三个字透露出来的。气粗就是喉咙大,出大声气,是提劲争吵的形象语言。它生动地反映出:叛乱集团从一开始就有冲突,其发展为分裂,为自相残杀,而终归灭亡,是必然的。
诗中“布衣数十人,亦拥专城居”这一句,也是很值得严武深省的大问题。布衣一般指老百姓。这就是说,除徐知道这股乱军,还有铤而走险的老百姓。当然,无论从组织,还是从性质看,其铤而走险的情况都极其复杂,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他们都是逼上梁山的。在当时,除了这条路,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严武这个人,《旧唐书》批评他,一则说:“前后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猛政。”再则说:“性本狂荡,视事多率胸臆。”三则说:“穷奢极靡,赏赐无度,蜀方间里,以征敛殆至匮竭。”这些,杜甫都是知道的。有时也尽过朋友之道,微言相感。但因爱才心切,加以严武“骄倨”,多言未必见纳,所以平常相处,表扬鼓励居多。徐知道的反叛,以及由此引起的人民的骚动,同严武上述缺点是有关系的。现在,再镇成都,不知道会不会认真总结“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血腥教训,改弦更张,防患未然。杜甫从“遣骑问所须”这件小事上,深深意识到问题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再不提出,严武个人成败事小,天下安危事大。因而在痛愤之馀,结撰至思,向严武表明了“饮啄愧残生,食薇不敢馀”的态度,同时,又通过初乱的回忆,提示了若干值得严武虚心思考的问题,目的都在促使严武的猛省,去其所短,用其所长,把两川的事情办好。
《草堂》,杜甫“穷年忧黎元”的高大形象以及“何人怀抱尽”的谏诤风范,都是令人仰之弥高,即之弥亲的。
参考资料:
1、卢国琛.杜甫诗醇: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11月:145-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