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颂·长发

　　《国风·周南·关雎》这首短小的诗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它是《诗经》的第一篇，而《诗经》是中国文学最古老的典籍。虽然从性质上判断，一些神话故事产生的年代应该还要早些，但作为书面记载，却是较迟的事情。所以差不多可以说，一翻开中国文学的历史，首先遇到的就是《关雎》。

　　当初编纂《诗经》的人，在诗篇的排列上是否有某种用意，这已不得而知。但至少后人的理解，并不认为《关雎》是随便排列在首位的。《论语》中多次提到《诗》（即《诗经》），但作出具体评价的作品，却只有《关雎》一篇，谓之“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在他看来，《关雎》是表现“中庸”之德的典范。而汉儒的《毛诗序》又说：“《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这里牵涉到中国古代的一种伦理思想：在古人看来，夫妇为人伦之始，天下一切道德的完善，都必须以夫妇之德为基础。《毛诗序》的作者认为，《关雎》在这方面具有典范意义，所以才被列为“《风》之始”。它可以用来感化天下，既适用于“乡人”即普通百姓，也适用于“邦国”即统治阶层。

　　《关雎》的内容其实很单纯，是写一个“君子”对“淑女”的追求，写他得不到“淑女”时心里苦恼，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得到了“淑女”就很开心，叫人奏起音乐来庆贺，并以此让“淑女”快乐。作品中人物的身份十分清楚：“君子”在《诗经》的时代是对贵族的泛称，而且这位“君子”家备琴瑟钟鼓之乐，那是要有相当的地位的。以前常把这诗解释为“民间情歌”，恐怕不对头，它所描绘的应该是贵族阶层的生活。另外，说它是情爱诗当然不错，但恐怕也不是一般的爱情诗。这原来是一首婚礼上的歌曲，是男方家庭赞美新娘、祝颂婚姻美好的。《诗经·国风》中的很多歌谣，都是既具有一般的抒情意味、娱乐功能，又兼有礼仪上的实用性，只是有些诗原来派什么用处后人不清楚了，就仅当作普通的歌曲来看待。把《关雎》当作婚礼上的歌来看，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唱到“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也是喜气洋洋的，很合适的，

　　当然这首诗本身，还是以男子追求女子的情歌的形态出现的。之所以如此，大抵与在一般婚姻关系中男方是主动的一方有关。就是在现代，一个姑娘看上个小伙，也总要等他先开口，古人更是如此。娶个新娘回来，夸她是个美丽又贤淑的好姑娘，是君子的好配偶，说自己曾经想她想得害了相思病，必定很讨新娘的欢喜。然后在一片琴瑟钟鼓之乐中，彼此的感情相互靠近，美满的婚姻就从这里开了头。即使单从诗的情绪结构来说，从见关雎而思淑女，到结成琴瑟之好，中间一番周折也是必要的：得来不易的东西，才特别可贵，特别让人高兴。

　　这首诗可以被当作表现夫妇之德的典范，主要是由于有这些特点：首先，它所写的爱情，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婚姻目的，最终又归结于婚姻的美满，不是青年男女之问短暂的邂逅、一时的激情。这种明确指向婚姻、表示负责任的爱情，更为社会所赞同。其次，它所写的男女双方，乃是“君子”和“淑女”，表明这是一种与美德相联系的结合。“君子”是兼有地位和德行双重意义的，而“窈窕淑女”，也是兼说体貌之美和德行之善。这里“君子”与“淑女”的结合，代表了一种婚姻理想。再次，是诗歌所写恋爱行为的节制性。细读可以注意到，这诗虽是写男方对女方的追求，但丝毫没有涉及双方的直接接触。“淑女”固然没有什么动作表现出来，“君子”的相思，也只是独自在那里“辗转反侧”，什么攀墙折柳之类的事情，好像完全不曾想到，爱得很守规矩。这样一种恋爱，既有真实的颇为深厚的感情（这对情诗而言是很重要的），又表露得平和而有分寸，对于读者所产生的感动，也不致过于激烈。以上种种特点，恐怕确实同此诗原来是贵族婚礼上的歌曲有关，那种场合，要求有一种与主人的身份地位相称的有节制的欢乐气氛。而孔子从中看到了一种具有广泛意义的中和之美，借以提倡他所尊奉的自我克制、重视道德修养的人生态度，《毛诗序》则把它推许为可以“风天下而正夫妇”的道德教材。这两者视角有些不同，但在根本上仍有一致之处。

　　古之儒者重视夫妇之德，有其很深的道理。在第一层意义上说，家庭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在古代，这一基本单元的和谐稳定对于整个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意义至为重大。在第二层意义上，所谓“夫妇之德”，实际兼指有关男女问题的一切方面。“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孔子也知道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饮食之欲比较简单（当然首先要有饭吃），而男女之欲引起的情绪活动要复杂、活跃、强烈得多，它对生活规范、社会秩序的潜在危险也大得多，孔子也曾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论语》）所以一切克制、一切修养，都首先要从男女之欲开始。这当然是必要的，但克制到什么程度为合适，却是复杂的问题，这里牵涉到社会物质生产水平、政治结构、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也牵涉到时代条件的变化。当一个社会试图对个人权利采取彻底否定态度时，在这方面首先会出现严厉禁制。相反，当一个社会处于变动时期、旧有道德规范遭到破坏时，也首先在这方面出现恣肆放流的情形。回到《关雎》，它所歌颂的，是一种感情克制、行为谨慎、以婚姻和谐为目标的爱情，所以儒者觉得这是很好的典范，是“正夫妇”并由此引导广泛的德行的教材。

　　由于《关雎》既承认男女之爱是自然而正常的感情，有要求对这种感情加以克制，使其符合于社会的美德，后世之人往往各取所需的一端，加以引申发挥，而反抗封建礼教的非人性压迫的人们，也常打着《关雎》的权威旗帜，来伸张满足个人情感的权利。所谓“诗无达诂”，于《关雎》则可见一斑。

　　如果把诗中的“伊人”认定为情人、恋人，那么，这首诗就是表现了抒情主人公对美好爱情的执著追求和追求不得的惆怅心情。精神是可贵的，感情是真挚的，但结果是渺茫的，处境是可悲的。

　　然而这首诗最有价值意义、最令人共鸣的东西，不是抒情主人公的追求和失落，而是他所创造的“在水一方”可望难即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意境。好诗都能创造意境。意境是一种格局、一种结构，它具有含容一切具备相似格局、类同结构的异质事物的性能。“在水一方”的结构是：追寻者——河水——伊人。由于诗中的“伊人”没有具体所指，而河水的意义又在于阻隔，所以凡世间一切因受阻而难以达到的种种追求，都可以在这里发生同构共振和同情共鸣。

　　由此看来，不妨把《蒹葭》的诗意理解为一种象征，把“在水一方”看作是表达社会人生中一切可望难即情境的一个艺术范型。这里的“伊人”，可以是贤才、友人、情人，可以是功业、理想、前途，甚至可以是福地、圣境、仙界；这里的“河水”，可以是高山、深堑，可以是宗法、礼教，也可以是现实人生中可能遇到的其他任何障碍。只要有追求、有阻隔、有失落，就都是它的再现和表现天地。如此说来，古人把蒹葭解为劝人遵循周礼、招贤、怀人，今人把它视作爱情诗，乃至有人把它看作是上古之人的水神祭祖仪式，恐怕都有一定道理，似不宜固执其一而否决其他，因为它们都包蕴在“在水一方”的象征意义之中。

　　自然，当我们处在与“在水一方”类似的境遇时，应当欣赏的是它的锐意追求，而不是它的悲观失望。这首诗以水、芦苇、霜、露等意象营造了一种朦胧、清新又神秘的意境。早晨的薄雾笼罩着一切，晶莹的露珠已凝成冰霜。一位羞涩的少女缓缓而行。诗中水的意象正代表了女性，体现出女性的美，而薄薄的雾就像是少女蒙上的纱。她一会出现在水边，一会又出现在水之洲。寻找不到，急切而又无奈的心情正如蚂蚁爬一般痒，又如刀绞一般痛。就像我们常说的“距离产生美感”，这种美感因距离变得朦胧，模糊，不清晰。主人公和伊人的身份、面目、空间位置都是模糊的，给人以雾里看花、若隐若现、朦胧缥缈之感。蒹葭、白露、伊人、秋水，越发显得难以捉摸，构成了一幅朦胧淡雅的水彩画。诗的每章开头都采用了赋中见兴的笔法。通过对眼前真景的描写与赞叹，绘画出一个空灵缥缈的意境，笼罩全篇。诗人抓住秋色独有的特征，不惜用浓墨重彩反复进行描绘、渲染深秋空寂悲凉的氛围，以抒写诗人怅然若失而又热烈企慕的心境。诗每章的头两句都是以秋景起兴，引出正文。它既点明了季节与时间，又渲染了蒹苍露白的凄清气氛，烘托了人物怅惘的心情，达到了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艺术境地。“蒹葭”、“水”和“伊人”的形象交相辉映，浑然一体，用作起兴的事物与所要描绘的对象形成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开头写秋天水边芦苇丛生的景象，这正是“托象以明义”，具有“起情”的作用。因为芦苇丛生，又在天光水色的映照之下，必然会呈现出一种迷茫的境界，这就从一个侧面显示了诗的主人公心中的那个“朦胧的爱”的境界。王夫之《姜斋诗话》说：“关情者景，自与情相为珀芥也。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蒹葭》这首诗就是把暮秋特有景色与人物委婉惆怅的相思感情浇铸在一起，从而渲染了全诗的气氛，创造了一个扑朔迷离、情景交融的意境，正是“一切景语皆情语”的体现。总之，《蒹葭》诗的丰富美感，不论是从欣赏的角度，还是从创作的角度，颇值得我们重视和予以认真探讨。

　　《硕鼠》全诗三章，意思相同。三章都以“硕鼠硕鼠”开头，直呼奴隶主剥削阶级为贪婪可憎的大老鼠、肥老鼠，并以命令的语气发出警告：“无食我黍（麦、苗）！”老鼠形象丑陋又狡黠，性喜窃食，借来比拟贪婪的剥削者十分恰当，也表现诗人对其愤恨之情。三四句进一步揭露剥削者贪得无厌而寡恩：“三岁贯女，莫我肯顾（德、劳）。”诗中以“汝”、“我”对照：“我”多年养活“汝”，“汝”却不肯给“我”照顾，给予恩惠，甚至连一点安慰也没有，从中揭示了“汝”、“我”关系的对立。这里所说的“汝”、“我”，都不是单个的人，应扩大为“你们”、“我们”，所代表的是一个群体或一个阶层，提出的是谁养活谁的大问题。后四句更以雷霆万钧之力喊出了他们的心声：“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诗人既认识到“汝我”关系的对立，便公开宣布“逝将去女”，决计采取反抗，不再养活“汝”。一个“逝”字表现了诗人决断的态度和坚定决心。尽管他们要寻找的安居乐业、不受剥削的人间乐土，只是一种幻想，现实社会中是不存在的，但却代表着他们美好的生活憧憬，也是他们在长期生活和斗争中所产生的社会理想，更标志着他们新的觉醒。正是这一美好的生活理想，启发和鼓舞着后世劳动人民为挣脱压迫和剥削不断斗争。

　　这首诗纯用比体，《诗经》中此类诗连同此篇只有三首，另外两首是《周南·螽斯》、《豳风·鸱鸮》。这三首的共同特点就是以物拟人，但此篇稍有不同。另两篇可以看作寓言诗，通篇比喻，寓意全在咏物中。此篇以硕鼠喻剥削者虽与以鸱鸮喻恶人相同，但《鸱鸮》中后半仍以鸟控诉鸱鸮展开，寓意包含在整体形象中，理解易生分歧；而此篇后半则是人控诉鼠，寓意较直，喻体与喻指基本是一对一的对应关系，《诗序》认为老鼠“贪而畏人”，重敛者“蚕食于民……若大鼠也”，对寓意的理解与两千年后的今人非常相近，其理就在此。

　　这是殷商后代宋国祭祀其祖先武丁的乐歌。《毛诗序》云：“《玄鸟》，祀高宗也。”郑笺云：“祀当为祫。祫，合也。高宗，殷王武丁，中宗玄孙之孙也。有雊雉之异，又惧而修德，殷道复兴，故亦表显之，号为高宗云。崩而始合祭于契之庙，歌是诗焉。”郑玄的意思是《毛序》所说的“祀”是合祀，而他所讲到的“雊雉之异”，据《史记·殷本纪》记载，是这么一回事：“帝武丁祭成汤，明日有飞雉登鼎耳而呴(雊)。武丁惧。祖己曰：‘王勿忧，先修政事。’”据今人的研究，商是以鸟为图腾的民族，“雊雉之异”的传说与“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神话不无相关。而“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则是关于商的起源的最珍贵的早期文献资料。传说中商的祖先契是其母有娀氏之女吞下燕卵之后生下的。《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上古典籍中对此传说有相当多的记载。《楚辞·离骚》：“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凤鸟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楚辞·天问》：“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诒，如何喜？”《吕氏春秋·音初》：“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嗌嗌。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此外如《太平御览》卷八二引《尚书中候》，《史记·三代世表》褚少孙补引《诗含神雾》等纬书也记录了这同一传说。更有意思的是：传世的晚商青铜器《玄鸟妇壶》上有“玄鸟妇”三字合书的铭文，其含义表明作此壶者系以玄鸟为图腾的妇人。玄鸟是商部族的崇拜图腾，“天命玄鸟”的传说正是原始商部族的起源神话。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审视这一神话，可发现它作为一种原型，有其典型意义。有关鸟卵生子的传说长期流传于东北地区，如《论衡·吉验》：“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曰：‘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我故有娠。”’《清太祖武皇帝实录》：“长白山，……有神鹊衔一朱果置佛古伦衣上，……其果入腹，既感而成孕。”高丽李奎极《李相国文集》中亦有鸟卵生子的传说，与《魏书·高句丽传》所记之事略同。而据傅斯年考证，商部族正是发迹于东北渤海地区。

　　由此可见，所谓的“雊雉之异”是为了显示高宗武丁的中兴而造出的神话，它正基筑于商民族的玄鸟图腾信仰。商至盘庚而迁殷，发展兴旺，政局稳定。盘庚死后，传位二弟小辛，小辛不幸三年而亡，又传位三弟小乙，小乙即位十年而亡。其时殷道又衰，小乙之子武丁立，用傅说为相，伐鬼方、大彭、豕韦，修政立德，终使国家大治。诗云：“龙旂十乘，大糦是乘。”郑玄笺曰：“交龙为旗，高宗之孙子有武功，有王德于天下者，无所不胜服。乃有诸侯建龙旗者十乘，奉承黍稷而进之者，亦言得诸侯之欢心。十乘者，由二王后，八州之大国与？”中原部族建立联盟后，统以龙为标志，“龙以建旗”。商族在东北兴起后，南下黄河流域，进而控制诸夏。高宗武丁时，中原各部族以车载稻米进贡。诗云：“四海来假，来假祁祁”，则不但是中原诸夏部族，即使是氐、羌等四边民族也纷纷进贡朝见。武丁功业之隆，于此可见。

　　《商颂·殷武》这首诗的主旨，是通过高宗寝庙落成举行的祭典，极力颂扬殷高宗继承成汤的事业所建树的中兴业绩。

　　全诗共六章，一、四、五章每章六句，二、六章每章七句，三章五句。前五章写殷高宗武丁中兴之事，最后一章写高宗寝庙落成的情景。

　　这首诗歌在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色，是各章都有它描写的侧重点。第一章言武丁伐楚之功。“挞彼殷武，奋伐荆楚”二句，表现了武丁对楚用兵的勇猛神速。“罙（深）入其阻，裒荆之旅”，写出武丁的军队是在突破险阻中取得节节胜利。“有截其所，汤孙之绪”，特别点明武丁之所以能征服荆楚之地，那是因为他是成汤的后世子孙，理应有所作为。第二章写武丁对荆楚的训诫。“维女（汝）荆楚，居国南乡（向）”二句，从荆楚所处的地理位置，指出它理应俯首听命。“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这是以成汤征服氐、羌的先例来告诫荆楚归服，可谓是“刚柔并举”。第三章只有五句，可能有脱文，是写四方诸侯来朝。说殷武丁秉承“天命”统治诸侯，因之诸侯入国朝见天子、在封地勤治农事，都是他们应尽的职守。第四章，进一步申述武丁是受“天命”的中兴之主，人民百姓只能安分守己，按商朝的政令行动。第五章，写商朝的国都西亳地处中心地带的盛况，这里曾是中兴之主殷武丁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地方，故特别用“商邑翼翼，四方之极”两句诗来渲染它，而武丁在位长达五十九年，说他“赫赫厥声，濯濯厥灵”，并不过分。末章描写修建高宗寝庙的情景，用“陟彼景山，松柏丸丸”两句诗作比兴，不但形象生动，而且有象征意义，象征殷武丁的中兴业绩垂之不朽。

　　这首诗在用韵上也有其特色。第一章句句用韵，“武”“楚”“阻”“旅”“所”“绪”同叶鱼部韵；第二章除“维女荆楚”一句不用韵，其余句句用韵，“乡”“汤”“羌”“享”“王”“常”同叶阳部韵；第三章句句用韵，“辟”“绩”“辟”“适（谪）”“解（懈）”是锡支通韵；第四章句句用韵，前后换韵，“监”“严”“滥”“遑”是谈阳合韵，“国”“福”叶职部韵；第五章句句用韵，前后换韵，“翼”“极”叶职部韵，“声”“灵”“宁”“生”叶耕部韵；最后一章句句用韵，“山”“丸”“迁”“虔”“梃”“闲”“安”叶元部韵。由于末章用元韵一韵到底，颇能渲染出宗庙落成的喜庆气氛。

　　与《颂》诗中的大多数篇章不同，《那》主要表现的是祭祀祖先时的音乐舞蹈活动，以乐舞的盛大来表示对先祖的尊崇，以此求取祖先之神的庇护佑助。郑觐文《中国音乐史》云：“《那》祀成汤，按此为祭祀用乐之始。”先秦诗史，基本上是音乐文学史，而今天从音乐文学史的研究角度看，可以说《那》具有比其他《诗经》作品更重要的意义，因为此诗不但本身就是配合乐舞的歌辞，而且其文字内容恰恰又是描写这些乐舞情景的。诗中所叙述的作为祭祀仪式的乐舞，按照先奏鼓乐，再奏管乐，再击磬节乐，再钟鼓齐鸣，高唱颂歌跳起万舞这样的顺序进行；最后，主祭者献祭而礼成。按《礼记·郊特牲》云：“殷人尚声，臭味未成，涤荡其声，乐三阕，然后出迎牲。声音之号，所以诰告于天地之间也。”此诗的描写，与《礼记》的记载是相吻合的。

　　诗首句便用两嗟叹之词，下文又有相当多的描绘乐声的叠字词“简简”、“渊渊”、“嘒嘒”、“穆穆”，加上作用类似叠字词的其他几个形容词“有斁”、“有奕”、“有恪”，使其在语言音节上也很有乐感，这当是此篇成功的关键。虽然它不像后世的诗歌在起承转合的内部结构上那么讲究安排照应，但是其一气浑成的体势，仍使它具有相当的审美价值。孙鑛说：“商尚质，然构文却工甚，如此篇何等工妙！其工处正如大辂。”（陈子展《诗经直解》引）他所谓的“工妙”，读者应当从诗的整体上去理解，这样才能正确把握其艺术性；所谓“大辂”，应是一辆完整的车子，而不是零碎的一辕一轴。

　　六经皆史，从以诗证史的视角说，此诗是研究音乐舞蹈史的好资料。诗中出现的乐器有四种：鞉鼓、管、磐、镛，分属中国古代乐器八音分类法的革、竹、石、金四大类，出现的舞蹈有一种：万舞。《诗经》各篇对鼓声的摹仿是极其生动的，可以使读者从中初步领略原始音乐的力度、节奏和音色。如《小雅·伐木》的“坎坎伐鼓”，《小雅·鼓钟》的“鼓钟将将”、“鼓钟喈喈”，《大雅·灵台》的“鼍鼓逢逢”，《周颂·执竞》的“钟鼓喤喤”，《周颂·有駜》的“鼓咽咽”，此篇的“奏鼓简简”、“鞉鼓渊渊”，这些摹声的双音叠字词，前一字发重音，后一字读轻声，通过强——弱次序体现了鼓声的力度，又通过乐音时值的组织体现了长短的节奏。从传世实物和考古发掘看，鼓有铜面和兽皮面两大种类，“逢逢”、“简简”、“渊渊”应是对兽皮鼓声的摹仿，“将将”、“喈喈”、“喤喤”则应是对金属鼓声或钟鼓合声的摹仿，它们形象地再现了或深沉或明亮的不同音色。从这一点上说，《诗经》中描绘乐声的叠字词是唐代白居易《琵琶行》“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这类描写的滥觞。《那》一诗中所用之鼓为鞉鼓，据文献记载，鞉鼓有两种类型，一种大型的竖立设置，名为楹或立鼓；一种小型的类似今日之拨浪鼓，较晚起。《那》中之鞉鼓当为立鼓，按《释名·释乐器》云：“鞉，导也，所以导乐作也。”可知其作用是在祭祀歌舞开始时兴乐起舞。而祭祀时跳的万舞，又见于《邶风·简兮》、《鲁颂·閟宫》。从《简兮）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万舞包括武舞（男舞）和文舞（女舞）两部分，男舞者孔武有力，手执驭马的绳索，女舞者容光焕发，手执排箫和雉鸟羽翎。笔者以为万舞是一种具有生殖崇拜内涵的舞蹈。按“万（万）”与“虿”字相通，《说文解字》释“虿”为毒虫，又称“蚳”，是一种有毒的蛙，则“万舞”一名当关联于蛙的崇拜。而据现代学者研究，蛙在上古信仰中是孕育和繁殖力的象征。此诗所描写的万舞是在鼓声中进行的，中国西南地区出土的古代铜鼓上铸的正是青蛙的形象，这些塑像常呈雌雄交媾状或母蛙负子状以表现生殖崇拜内涵，并且《简兮》所描述的“左手执籥，右手秉翟”的万舞形象也常见于铜鼓腰部的界格上，这些都是万舞的原始信仰意义的明证。

　　全诗一章二十二句，分四层铺写祭祀烈祖的盛况。开头四句是第一层，首先点明了祭祀烈祖的原由，就在于他洪福齐天，并能给子孙“申锡（赐）无疆”；“嗟嗟”一词的运用，可谓崇拜得五体投地。接下八句，写主祭者献“清酤”、献“和羹”，作“无言”、无争的祷告，是为了“绥我眉寿，黄耇无疆”。这种祭祀场面的铺叙，表现了祭祀隆重肃穆的气氛，反映出主祭者恭敬虔诚的心态。再接下去八句，写助祭者所坐车马的奢豪华丽，以此衬托出主祭者身份的尊贵，将祈求获福的祭祀场面再次推向高潮。结尾两句祝词，点明了举行时祭的是“汤孙”。首尾相应，不失为一首结构完整的诗篇。

　　此诗在语言运用上同其他《颂》诗一样，讲究典雅庄重，但由此也产生弊端，难免有些刻板乏味（当然也有好的句子，如“约軝错衡，八鸾鸧鸧”等）。在韵律安排上，此诗倒很有特色，三换韵脚，先用鱼部韵，再用耕部韵，最后是用阳部韵。押阳部韵的句子特多，从“黄耇无疆”到“汤孙之将”的下半部分十一句，连用“疆”、“衡”、“鸧”、“享”、“将”、“康”、“穰”、“享”、“疆”、“尝”、“将”十一个阳部韵，音调非常铿锵和谐，其音节美远胜于文句美。后世句句用韵的“柏梁体”诗恐怕也是滥觞于此。

　　《日出入》是祭祀日神的诗。以接近口语的朴实文辞，表现人们的悠邈之思；而且思致奇崛，异想天开，诗中由太阳每天早上升起，晚上落山，感到时间的迅速流失和人生的飞速流逝。由此汉武帝就产生了要求成仙，乘龙上天的思想。

　　先秦时代，屈原在《九歌·东君》中所歌咏的，正是这位驭龙乘雷、衣袂飘飘，勇射“天狼”而斗酌桂浆的豪侠日神。其辞采之缤纷、想象之神奇，足以令后世文豪搁笔兴叹。司马相如等辈虽学富五车、赋称“凌云”，大约也自知对日神的描摹，再不能与屈原媲美。故此歌入笔即别开蹊径，对日神不作丝毫描绘，径述人们祭祀日神时的悠邈情思：“日出入安穷？时世不与人同！”前句从日之运行，凭虚而起，突然发问，问得空阔而邈远；后句则又一折，于日运无穷而人世有尽的慨叹中，抒写人们的惆怅之情，意蕴极为深长。接着“故春非我春”四句，思致奇崛，极富哲理意味。春夏秋冬的更替，从来与人间的作息稼穑密切相关，它们似乎都是为人间的生存需求而存在的。现在，人们突然发觉：人之一生，不过是电光石火般的一瞬而已；天地四时，则横绝万古而长存。这种“非我”境界的发现，固然令人难堪，却是人的破天荒觉醒。这堪称奇崛之语，蕴含着参透宇宙消息的旷达之思。

　　“泊如四海之池”二句，则承上而下，进一步抒写人寿短促之感。前句将慨叹之情寓于形象的比喻，便使年寿短促之形，愈加逼真地显现于眼前；后句故作两可之问，又使潜台的答词，愈加确信无疑。如此说来，人们注定要在戚戚悲愁中了结一生了。而接着一反此意：“吾知所乐，独乐六龙。六龙之调，使我心若。”那驾驭六龙的日神，正是与天地同生而年寿无穷的。当人们虔诚祭祀日神之际，谁都怀着美好的希冀：倘若有幸得到日神的福佑，能够像他一样调御六龙以巡天，该有何等欢乐！这想法很离奇，可当年汉武帝就有过这种狂想。汉人应劭说：“武帝愿乘六龙，仙而升天，曰：‘吾所乐，独乘六龙。然御六龙得其调，使我心若。”闻一多以为，细审应劭之意，诗中之“若”当作“苦”（《乐府诗笺》）。那么，这四句表现的，就是一种乐中带苦、去留难舍的情思了。但总的来看，自以快乐为主。这四句一变前两句的长句句式，以轻快的四言句式，辅以回环相联的“辘轳格”（“独乐六龙。六龙之调”），抒写对“仙”去为神的向往之情，顿使诗中蓄积的烦愁之结为之一扫。然而，当人们翘首云天，盼望那曾带着黄帝仙去的“乘黄”降临的时候，“龙翼马身”的乘黄，却总是渺无踪影、不见下来。此歌结句“訾，黄（乘黄）其何不徕下”，正绝妙地抒写了人们盼而不遇的一片失望之情。还不止是失望，那“訾”的一声嗟叹，形象地显示出人们怨其“不徕下”的懊恼詈责之音。

　　前人评价《汉郊祀歌》“锻字刻酷，炼字神奇”（陈绎曾《诗谱》），似乎是赞语。拆穿来说，不过是“古奥艰深”的换一种说法而已。《郊祀歌》出自炫艰耀奇的司马相如等辈之手，文字极为艰奥。当年司马迁就有“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之叹（《史记·乐书》）。相比而言，《日出入》一首，却能脱尽诘屈之习，以接近口语的朴实文辞，表现人们的悠邈之思；而且思致奇崛（如“春非我春”数句），异想天开（如“独乐六龙”数句），诗情往复盘旋。将人寿有尽之慨，寓于宇宙无穷的深沉思考之中，使这首抒情诗，带有了耐人咀嚼的哲理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