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三十首·其三
邺(yè)下风流在晋多,壮怀犹见缺壶歌。
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新声奈若何。
邺:邺城,东汉末曹操的据守之地,是建安时代实际上的政治文化中心。
元好问认为西晋诗坛中继承了建安文风的有不少,建安风骨的影响还是比较大(“壮怀犹见缺壶歌”),但也有了“儿女情多,风云气少”(钟嵘评张华诗语)的诗歌。建安风骨是元好问所肯定的诗歌风格,所以他以张华为例,认为张华虽然以其诗绮靡婉艳,文字妍冶而名高一时,但是缺乏豪壮慷慨之气,至于到了晚唐的温庭筠、李商隐,更是儿女情长,风格婉约。“奈若何”句表明了元好问对绮靡文风的不满情绪,对诗歌绮靡文风的发展的认识。
元好问认为西晋诗坛中继承了建安文风的有不少,建安风骨的影响还是比较大(“壮怀犹见缺壶歌”),但也有了“儿女情多,风云气少”(钟嵘评张华诗语)的诗歌。建安风骨是元好问所肯定的诗歌风格,所以他以张华为例,认为张华虽然以其诗绮靡婉艳,文字妍冶而名高一时,但是缺乏豪壮慷慨之气,至于到了晚唐的温庭筠、李商隐,更是儿女情长,风格婉约。“奈若何”句表明了元好问对绮靡文风的不满情绪,对诗歌绮靡文风的发展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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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学虚荒小说欺,俳谐怒骂岂诗宜?
今人合笑古人拙,除却雅言都不知。
根据理解,结合注释46及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句“俳优”应为“俳谐”。
曲学,乡曲简陋的学问。虚荒,虚假荒谬。小说,无足轻重之说。欺,欺人骗世。
这首诗是排斥俳谐怒骂的不良习气,体现元好问尚雅的旨趣。我国自古就有“诗庄”的传统,语言庄重而优雅是古典诗歌的特色。诙谐游戏和詈骂的文字被认为难登大雅之堂的。把文章当作游戏、调笑的工具,初见杜甫《戏作俳谐体遣闷》、李商隐《俳谐》,到晚唐时仿效的人便多起来。严羽《沧浪诗话》称宋诗“其末流甚者,叫嚣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黄庭坚《答洪驹父书》“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苏轼却认为嬉笑怒骂可成文章,《续资治通鉴》卷八十六云:“轼与弟辙,师父洵为文,常自谓文章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
但是元好问尊奉的是儒家的“温柔敦厚”、“思无邪”、“发乎情,止乎礼仪”的诗教理论,要求语言符合雅正的标准。因此,元好问不同意苏轼的观点,批评了“俳谐怒骂”的语言风格。元好问认为“曲学虚荒”,“小说欺”,谨奉儒家诗教,这也体现了他保守的一面。
百年才觉古风回,元祐诸人次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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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回顾了宋诗的发展,批评苏黄后学抛弃欧、梅关注现实、平易自然的诗风。宋太祖到仁宗(960-1063)约100年时间里,文坛上总的倾向是承袭晚唐余风,内容单薄,文风华靡。尤以取法李商隐的西昆体缺乏李诗的真挚情感和深沉感慨,专门模仿李诗的艺术外貌,只注重音节铿锵,辞采精丽,又喜用典故,力图表现才学工力。这种诗风一直到北宋中的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等人从理论到实践上继韩柳提倡古文进行诗文革新才得以扭转。因此元好问称“百年才觉古风回”。“元祐诸人”指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诗人(其诗歌成就及流弊参看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六首)。“金陵”是指王安石,王安石也是北宋大文学家,政治家。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公之治经尤尚解字,末流务为新奇,浸成穿凿。朝廷患之。诏学者兼用旧传注,·····于是学者皆变所学,至于著书以诋公之学者,且讳称公门人。”王安石变法失败后,王安石的一些著作被朝廷禁止,不少门人亦讳言是其门人,所以元好问说“讳学金陵犹有说”。但是苏黄后学、江西诗派不注重思想内容,一味求奇求变,连欧阳修、梅尧臣都废而不学,元好问责问批评了这种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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窘步相仍:窘步,迈步迫促。相仍,相沿袭。这里指以诗唱和酬答时次韵诗受到别人诗韵脚的束缚,不能自由表抒己意。古人有用诗歌相互酬答唱和的传统。起初,和诗时只要和意即可,和诗的体式、韵脚都不用顾虑。但是后来,却发展为和诗必须用所和之诗的韵,这称为和韵。和韵有同韵与次韵之分,同韵,是韵同而前后次序不同;次韵,是韵同且前后次序也相同。这种方法源于元白,皮日修、陆龟蒙也这样写,到了宋代苏轼、黄庭坚后,和韵次韵盛行,成为诗的一种体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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