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居·其二

　　前人评陶，统归于平淡，又谓“凡作清淡古诗，须有沉至之语，朴实之理，以为文骨，乃可不朽”（施补华《岘佣说诗》）。陶渊明生于玄言诗盛行百年之久的东晋时代，“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乃诗坛风尚，故以理为骨，臻于平淡皆不为难，其可贵处倒在淡而不枯，质而实绮，能在真率旷达的情意中化入渊深朴茂的哲理，从田园耕凿的忧勤里讨出人生天然的乐趣。读陶诗《移居二首》其二，即可知此意。

　　全诗以自在之笔写自得之乐，将日常生活中邻里过从的琐碎情事串成一片行云流水。首二句“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暗承第一首结尾“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而来，篇断意连，接得巧妙自然。此处以“春秋”二字发端，概括全篇，说明诗中所叙并非“发真趣于偶尔”（谢榛《四溟诗话》），而是一年四季生活中常有的乐趣。每遇风和日丽的春天或天高云淡的秋日，登高赋诗，一快胸襟，历来为文人引为风雅胜事。对陶渊明来说，在柴桑火灾之后，新迁南村，有此登临胜地，更觉欣慰自得。登高不仅是在春秋佳日，还必须是在农务暇日，春种秋获，正是大忙季节，忙里偷闲，登高赋诗，个中趣味决非整天悠哉游哉的士大夫所能领略，何况还有同村的“素心人”可与共赏新诗。所以士大夫常有的雅兴，在此诗中便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两句用意颇深却如不经意道出，虽无一字刻划景物，而风光之清靡高爽，足堪玩赏，诗人之神情超旷，也如在眼前。

　　移居南村除有登高赋诗之乐以外，更有与邻人过从招饮之乐：“”这两句与前事并不连属，但若作斟酒品诗理解，四句之间又似可承接。过门辄呼，无须士大夫之间拜会邀请的虚礼，态度村野，更觉来往的随便。大呼小叫，毫不顾忌言谈举止的风度，语气粗朴，反见情意的真率。“相呼”之意可能是指邻人有酒，特意过门招饮诗人；也可能是诗人有酒招饮邻人，或邻人时来串门，恰遇诗人有酒便一起斟酌，共赏新诗。杜甫说：“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客至》）“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遭田父泥饮》）诸般境界，在陶诗这两句中皆可体味，所以愈觉含蓄不尽。

　　当然，人们也不是终日饮酒游乐，平时各自忙于农务，有闲时聚在一起才觉得兴味无穷：“相思辄披衣，言笑无厌时。”有酒便互相招饮，有事则各自归去，在这个小小的南村，人与人的关系非常实在，非常真诚。“各自归”本来指农忙时各自在家耕作，但又与上句饮酒之事字面相连，句意相属，给人以酒后散去、自忙农务的印象。这就像前四句一样，利用句子之间若有若无的连贯，从时间的先后承续以及诗意的内在联系两方面，轻巧自如地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琐事融成了整体。这句既顶住上句招饮之事，又引出下句相思之情。忙时归去，闲时相思，相思复又聚首，似与过门相呼意义重复，造成一个回环，“相思则披衣”又有意用民歌常见的顶针格，强调了这一重复，使笔意由于音节的复沓而更加流畅自如。这种往复不已的章法在汉诗中较常见，如《苏武诗》、《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等，多因重叠回环、曲尽其情而具有一唱三叹的韵味。陶渊明不用章法的复叠，而仅凭意思的回环形成往复不已的情韵，正是其取法汉人而又富有独创之处。何况此处还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诗意的深化。过门招饮，仅见其情意的真率，闲时相思，才见其友情的深挚。披衣而起，可见即使已经睡下，也无碍于随时相招，相见之后，谈笑起来没完没了，又使诗意更进一层。如果说过门辄呼是从地邻关系表明诗人与村人的来往无须受虚礼的限制，那么披衣而起、言笑无厌则表明他们的相聚在时间上也不受俗态的拘束。所以，将诗人与邻人之间纯朴的情谊写到极至，也就将摒绝虚伪和矫饰的自然之乐倾泻无余。此际诗情已达高潮，再引出“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的感叹，便极其自然了。这两句扣住移居的题目，写出在此久居的愿望，也是对上文所述过从之乐的总结。不言“此乐”，而说“此理”，是因为乐中有理，由任情适意的乐趣中悟出了任自然的生活哲理比一切都高。从表面上看，这种快然自足的乐趣所体现的自然之理与东晋一般贵族士大夫的玄学自然观没有什么两样。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似乎也可以用来解释陶渊明《移居二首》其二中的真趣所在。但同是“人之相与”、“欣于所遇”之乐，其实质内容和表现方式大不相同。东晋士族自恃阀阅高贵，社会地位优越，每日服食养生，清谈玄理，宴集聚会所相与之人，都是贵族世家，一时名流；游山玩水所暂得之乐，亦不过是无所事事，自命风雅；他们所寄托的玄理，虽似高深莫测，其实只是空虚放浪的寄生哲学而已。陶渊明的自然观虽然仍以玄学为外壳，但他的自然之趣是脱离虚伪污浊的尘网，将田园当作返朴归真的乐土；他所相与之人是淳朴勤劳的农夫和志趣相投的邻里；他所寄托的玄理，朴实明快，是他在亲自参加农业劳动之后悟出的人生真谛。所以，此诗末二句“忽跟农务，以衣食当勤力耕收住，盖第耽相乐，本易务荒，乐何能久，以此自警，意始周匝无弊，而用笔则矫变异常”（张玉谷《古诗赏析》）。结尾点明自然之乐的根源在于勤力躬耕，这是陶渊明自然观的核心。“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人认为人生只有以生产劳动、自营衣食为根本，才能欣赏恬静的自然风光，享受纯真的人间情谊，并从中领悟最高的玄理——自然之道。这种主张力耕的“自然有为论”与东晋士族好逸恶劳的“自然无为论”是针锋相对的，它是陶渊明用小生产者朴素唯物的世界观批判改造士族玄学的产物。此诗以乐发端，以勤收尾，中间又穿插以农务，虽是以写乐为主，而终以勘为根本，章法与诗意相得益彰，但见笔力矫变而不见运斧之迹。全篇罗列日常交往的散漫情事，以任情适意的自然之乐贯串一气，言情切事，若离若合，起落无迹，断续无端，文气畅达自如而用意宛转深厚，所以看似平淡散缓而实极天然浑成。

　　由此可见，作诗以理为骨固佳，其尤贵者当善于在情中化理。晋宋之交，玄风大炽，一般诗人都能谈理。山水诗中的谈玄说理成份多为后人所訾议，而产生于同时的陶渊明田园诗中亦有不少谈理之作，却博得了盛誉。原因就在刚刚脱离玄言诗的山水诗多以自然证理，理赘于辞；而陶诗则能以情化理，理入于情，不言理亦自有理趣在笔墨之外，明言理而又有真情融于意象之中。这种从容自然的境界，为后人树立了很高的艺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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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二九二。诗写江村眼前事情，但诗人并不铺写村景江色，而是通过江上钓鱼者的一个细小动作及心理活动，反映江村生活的一个侧面，写出真切而又恬美的意境。

　　“钓罢归来不系船”，首句写渔翁夜钓回来，懒得系船，而让渔船任意飘荡。“不系船”三字为全诗关键，以下诗句全从这三字生出。“江村月落正堪眠”，第二句上承起句，点明“钓罢归来”的地点、时间及人物的行动、心情。船停靠在江村，时已深夜，月亮落下去了，人也已经疲倦，该睡觉了，因此连船也懒得系。但是，不系船可能对安然入睡会有影响。这就引出了下文：“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这两句紧承第二句，回答了上面担心的问题。“纵然”“只在”两个关联词前后呼应，一放一收，把意思更推进一层：且不说夜里不一定起风，即使起风，没有缆住的小船也至多被吹到那长满芦花的浅水边，也没有什么关系。这里，诗人并没有刻画幽谧美好的环境，然而钓者悠闲的生活情趣和江村宁静优美的景色跃然纸上，表达了诗人对生活随性的态度。

　　这首小诗善于以个别反映一般，通过“钓罢归来不系船”这样一件小事，刻画江村情事，由小见大，就比泛泛描写江村的表面景象要显得生动新巧，别具一格。诗在申明“不系船”的原因时，不是直笔到底，一览无余，而是巧用“纵然”“只在”等关联词，以退为进，深入一步，使诗意更见曲折深蕴，笔法更显腾挪跌宕。诗的语言真率自然，清新俊逸，和富有诗情画意的幽美意境十分和谐。

　　中唐时代，政治黑暗，统治阶级剥削残酷，因此抒写农民疾苦的题材也成为新乐府诗人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张籍的《野老歌》，就是写一个农家老夫在高额的苛捐杂税的重压之下，最后过着依靠拾橡实填饱肚皮的生活。即使这样，他还不如当时被称为“贱类”富商的一条狗。张籍通过这样一个人狗对比的悲惨情形，突出表现了农民的痛苦和当时社会的不合理。

　　开头两句交代人物身份，运用平叙的手法，叙说一位老农，由于家里贫穷，住在山里面，仅仅耕种贫瘠的山田三四亩。这里要问，老农为什么要住在山里面呢？在我们想来，老农既然家贫，他应该到平地乡村或小镇谋生要容易一些，为啥要到难以耕种的山里去呢？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当时的社会环境。此时社会混乱，统治阶级任意欺压百姓。面对这一切，老农一家逃到深山，这里山高路远，人烟稀少，而官府当差的也不便来此。老农希望住在深山能摆脱这一切。

　　然而“纵使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三四两句说得就是这一情况。老农住在山里面，今年的禾河苗长得稀稀疏疏的的，到头来收成也不好。尽管这样，官家的征税多得要命，那差役隔三差五地跑来征税，最后老农家里连自己吃的口粮全没了。老农很痛心哪，他一年辛苦劳作得来的粮食，有的被官家拿去倒入了库仓，甚至有的被白白浪费“化为土”。这在剥削和浪费的行为，和劳动人民的辛苦贫穷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这两句实际反映了劳动人民被剥削的痛苦，也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

　　五六句承上两句，说老农辛苦一年到岁末，家里徒穷四壁，没有几样东西，只有老农辛勤劳动的工具——锄犁还在伴随着他。一个“空”字，说明老农辛苦一年一无所获，另一方面说明剥削阶极把老农剥夺的一无所有。为了种那些粮食，老农早出晚归，辛苦劳作一天，到头来自己还没有吃的。无奈之下，老农“呼儿登山收橡实”，呼儿表明老农已年迈，再加上辛苦劳作一天，已无力再上山采橡实吃。“橡实”，乃一草木果实，本非普通食品，乃劳动人民在饥灾发生时临时充腹之品。老农叫儿子登山收橡实，可谓老农贫饿致极，说明劳动人民最后的可怜结局。

　　最后两句作者笔锋一转，说西江做珠宝生意的大贾，船上载的的珠宝很多，足有百斛，他喂养的犬，长的肥肥胖胖的，浑身都是肉。作者运用叙述的手法，没有发表议论，但把两幅对比鲜明的画面摆在了面前，一幅是食不果腹的老农，另一幅是奢靡富裕的大贾喂养的肉犬，更为让人深思的，老农的生活还不如喂养的一条犬，可谓悲凉之极，令人感愤不已。

　　全诗运用叙述的手法，给我们呈现出几个老农痛苦的生活的场景。虽然作者没有发表议论，但孕作者的思想于叙述中。全诗的形象对比深刻鲜明，表现了劳动人民的饥苦，反映了不同阶层人的生活，揭露了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

　　该句摘自何卷，尚待查考。代儿童游戏多种多样,十分丰富。该诗前两联写了两种游戏，一是骑竹马；一是放风筝。竹马在地面上奔跑，跑来跑去晃晃悠悠连人带“马”冲进了烂泥塘里，好不扫兴；风筝在空中飞舞，左摇右摆，又飞又叫，好不骄横。值得关注的是，诗人写风筝与风的关系时，手法与众不同，他不说风筝凭借风力而飞，却说风筝挟持风筝在大风中飞扬跋扈。在这里，作者把风筝作为主体，视它为生灵，真是把个风筝写活了。

　　读此诗，不由得想到现今仍然流行于日本的“斗风筝”。打斗的风筝多为长方形硬板子，从背后勒成瓦形，或竖或横，绘画简洁明快，不拴尾巴，背缚弓弦，凭借强风，飞上天空，左冲右突，嗡嗡作响。许多风筝同时升空，并不回避碰撞缠绕，而是互相打斗，互相“割线”，一旦线断，任其飞去。最后，谁还留在空中，谁便是胜利者。那场面颇有陆翁诗的气势。

　　后两联提及当时宋朝实景：农夫冬闲跟着村里的穷书生学习，但这只是学习极基础的东西，为的是在立契，作保时不被蒙骗。

　　这是一幅美丽的农村风景画。仲春季节，南阳之西，一派大好春光。美时，美地，美景，在“春半南阳西”中，隐约而至。遍村柔桑，欣欣向荣。着一“过”字，境界全出。“柔桑过村坞”，在动态中，柔桑生长的姿态和鲜嫩的形状，活现在眼前，这就把春天的乡村，点缀得更美了。加之垂柳扶风，娉娉袅袅，春雨点点，回落塘中，更有一种说不出的情趣。再看，那农家牧童，披着蓑衣，愉快地唱着歌；竹篱笆内，可窥见那穿着绛黄色裙子的农家女的倩影。行路征人，解松半湿的衣衫，在村里歇脚，村主人热情地用鸡黍招待客人。这首诗，首联、颔联是写村景，颈联、尾联是写村情。其景实，其情真，与诗题是呼应的。

　　《村行》的艺术特色，可用轻倩秀艳来总括。《李调元诗话》云：“杜牧之诗，轻倩秀艳，在唐贤中另是一种笔意，故学诗者不读小杜诗必不韵。”所谓轻倩秀艳，即轻盈巧倩，秀美艳丽。它好像是个风华正茂的女子，秋波流转，含情脉脉，秀而不媚，艳而不淫，风姿婀娜，楚楚动人。

　　轻倩秀艳，不仅显示在妇女形象和爱情生活的描写中，也表现在大自然的描绘中。除了《村行》以外，《汉江》、《寄扬州韩绰判官》、《山行》、《寄远》、《柳绝句》、《江南春绝句》等，均以轻倩秀艳见长，又各有其奇特风采。然而，它们与《村行》相比，却缺少那么一点点野趣与农村风味。《村行》一诗，在轻倩秀艳之中，显示出野逸、村朴、真挚、热情。诗人所描绘的柔桑、村坞、垂柳、塘雨、蓑衣、牧童、耕牛、篱笆、村女、主人、鸡黍等，都是美好的田园风光。

　　《村行》不是静止的田园画，而是运动着的风光图。从诗题中，就点出了“行”的特色。“行”，带动全篇，连风景也是处于流动之中的。在诗人笔下，春，不是停滞的，也不是笼统地指正、二、三月，而是指农历二月中旬。这时，春天已过去一半，故曰“春半”。这个半字，虽本身不是动词，但诗人却赋予它以动作性，它显示出大好的仲春季节的来临。此外，在诗人笔下，柔桑处处，生机勃勃，但诗人在描绘它的长势时，不用满字，而用“过”字。这个“过”字，既写了柔桑的生长过程之快，又写了柔桑长势之茂盛及其涵盖面之大。此外，诗人笔下之柳，不是呈一种动势，而是呈多种动势。它不仅下垂，而且随风摇动，仿佛少女娉娉的腰肢一样，左右摆动。此外，作者所写的雨，不是大雨，而是点点细雨。“点点”，还呈现出落雨的动势。雨落水塘，溅起圆圆的水花，“回”字，与前面的“垂”字对照，“点点”与前面的“娉娉”对照，更加强了风景的动态美。如果说，前面两联是写风景动态美的话，那么，后面两联就是写风情动态美了。放牛娃唱着动听的歌，给人以听觉上的美感；从外边可以窥及篱内村女绚丽的衣裙，给人以视觉上的美感；征衫半湿，且解且歇，村人好客，馈以鸡黍，给人以味觉上、触觉上的美感。诗人就是如此地善于捕捉刹那间的人物的动态去表现农村的人情美。

　　《村行》这首小诗，具有轻柔秀美的特点。它与《商山麻涧》等诗，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商山麻涧》中，所写的云光岚彩，柔柔垂柳，滴滴塘雨，秀眉牧童，茜裙女儿，均富于柔和的特质。此外，诗人写竹，则“历历羽林影，疏疏烟露姿”（《栽竹》）；写梅，则“轻盈照溪水，掩敛下瑶台”（《梅》）；写鵁鶄，则“静眠依翠竹，暖戏折高荷”（《鵁鶄》）；写鹭鸶，则“惊飞远映碧山去，一树梨花落晚风”（《鹭鸶》）。这些诗句，与《村行》虽各有特色，但都具有轻倩秀艳之美。

　　第一首头两句写柴门内外静悄悄的，缕缕炊烟，冉冉上升；一阵阵黄米饭的香味，扑鼻而来；一场春雨过后，不违农时的农夫自然要抢墒春耕，所以“柴门”也就显得“寂寂”了。由此亦可见，“春雨”下得及时，天晴得及时，农夫抢墒也及时，不言喜雨，而喜雨之情自见。

　　后两句写庭院中，水气迷蒙，宛若给庭花披上了轻纱，看不分明；山野间，“泠泠”的流水，是那么清脆悦耳；躲进巢避雨的鸟儿，又飞上枝头，吱吱喳喳，快活地唱起歌来；一个小孩走出柴门啼哭着要捕捉鸟儿玩耍。这一切正都是写春雨晴后的景色和喜雨之情。且不说蒙蒙的景色与泠泠的水声，单说树上莺。树上莺尚且如此欢腾聒噪，逗得小儿啼索不休，更可想见大田里农夫抢耕的情景了。

　　晚春是山家大忙的季节，然而诗人却只字不言农忙而着墨于写宁静，由宁静中见农忙。晚春又是多雨的季节，春雨过后喜悦的心情是农民普遍的心情，诗人妙在不写人，不写情，单写景，由景及人，由景及情。这样写，既紧扣了晚春的特色，又称得上短而精。方东树谓“小诗精深，短章酝藉”，方是好诗。这诗在艺术上的一个特色，就是它写得短而精，浅而深，景中有情，景外有人，于“澹中藏美丽”（薛雪《一瓢诗话》），于静处露生机。

　　贯休的诗在语言上善用叠字，如“一瓶一钵垂垂老，万水千山得得来”（《陈情献蜀皇帝》），人因之称他为“得得来和尚”。又如，“茫茫复茫茫，茎茎是愁筋”（《茫茫曲》），“马蹄蹋蹋，木落萧萧”（《轻薄篇》），等等。这诗也具有这一艺术特色。在四句诗中，叠字凡三见：“寂寂”，写出春雨晴后山家春耕大忙，家家无闲人的特点：“蒙蒙”，壮雨后庭花宛若披上轻纱、看不分明的情态：“泠泠”，描摹春水流动的声韵。这些叠字的运用，不仅在造境、绘形、模声、传情上各尽其宜，而且声韵悠扬，具有民歌的音乐美。在晚唐绮丽纤弱的诗风中，这诗给人以清新健美之感。

　　第二首从“山家”一家一户的小环境扩大到周围的大环境。前三句写自然景色。“前村后垄”犹言“到处”。这三句中虽无一字赞美之词，然而田园的秀色，丰产的景象，静穆的生活气息已是触目可见，具体可辨，值得留恋。且不说桑柘的经济价值，单说蒲，蒲嫩时可食，成熟后可织席制草具，大有利于人。再说鸳鸯鸂鶒尚且宁静地生活着，何况乎人。这就又为第四句“东邻西舍无相侵”作了铺垫与烘托。而且植物的蓬勃生长，总离不开人的辛勤培植。诗句不言村民勤劳智慧，而颂扬之意俱在言外。

　　在上述景色秀丽、物产丰盛、生活宁静、村民勤劳的环境里，“东邻西舍”自然相安无事，过着“无相侵”的睦邻生活。没有强凌弱、众暴寡、尔虞我诈、互相争夺等社会现象。很明显，通过农家宁静生活的描写，诗人作为佛门人士，也不免寄托了诗人自己的理想和情趣，这自不待言。

　　诗的后四句，一口气写了包括作者在内的四个人物，在同类唐诗中，这还是不多见的。这四句从生活在这一环境中人物内心的恬静，进一步展示出山家的可爱。寥寥几笔，把茧白、水碧、瓜香、豆熟以及笛声悦耳的客观景致，写得逼真如画；蚕娘、牧童、山翁的形象，勾勒得栩栩如生，宛然在目，呼之欲出。令人不难想见，蚕娘喜获丰收，其内心之甜美；牧童和衣而浴，其性格之顽皮：“山翁留我宿又宿”，其情谊之深厚。加上“笑指”等词语的渲染，更把山翁的动作、情态、声音、笑貌及其淳朴善良、殷勤好客的性格进一步显现出来；而诗人“我”，处在这样的环境里，不待言，其流连忘返的心情可想而知。更妙的是，诗在末尾用一“熟”字状“西坡瓜豆”，绘出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回应上文满塘黑压压的蒲与到处都是的桑柘，真叫人见了喜煞。全诗至此戛然而止，却留下耐人回味的余地。

　　比起晚唐那些典雅、雕饰、绮丽、纤弱的诗来，贯休以其作品明快、清新、朴素、康健之美，独树一帜。明代杨慎指出：“贯休诗中多新句，超出晚唐”（《升庵诗话》），真可谓独具只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