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居二首
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
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
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yì)。
敝(bì)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
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
过门更相呼,有酒斟(zhēn)酌(zhuó)之。
农务各自归,闲暇(xiá)辄(zhé)相思。
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
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
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
南村:各家对“南村”的解释不同,丁福保认为在浔阳城。卜宅:占卜问宅之吉凶。这两句是说从前想迁居南村,并不是因为那里的宅地好。
素心人:指心性纯洁善良的人。李公焕注云:“指颜延年、殷景仁、庞通之辈。”庞通,名遵,即《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之庞主簿。数:屡。晨夕:朝夕相见。
怀此:抱着移居南村这个愿望。颇有年:已经有很多年了。兹役:这种活动,指移居。从兹役:顺从心愿。
蔽庐:破旧的房屋。何必广:何须求宽大。蔽床席:遮蔽床和席子。取足床席:能够放一张床一条席子就可取了。
邻曲:邻居,指颜延之、殷景仁、庞通等,即所谓“索心人”。抗:同亢,高的意思。抗言:抗直之言,高谈阔论或高尚其志的言论。在昔:指往事。这两句是说邻居经常来访,来后便高谈阔论往事。
析:剖析文义。所谓析义,主要是一种哲学理趣,与一般分析句子的含义不同。
“春秋”两句:大意是说春秋多晴朗天气,恰好登高赋诗。
斟:盛酒于勺。酌:盛酒于觞。斟酌:倒酒而饮,劝人饮酒的意思。这两句是说邻人间互相招呼饮酒。
农务:农活儿。辄:就。相思:互相怀念。
披衣:披上衣服,指去找人谈心。厌:满足。
此理:指与邻里过从畅谈欢饮之乐。理:义蕴。将:岂。将不胜:岂不美。兹:这些,指上句“此理”。
纪:经营。
其一
第一首写移居求友的初衷,邻里过往的快乐。吟味全诗,每四句是一个层次。
前四句:“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追溯往事,以“昔”字领起,将移居和求友联系起来,因事见意,重在“乐”字。古人迷信,移居选宅先卜算,问凶吉,宅地吉利才移居,凶险则不移居。但也有如古谚所云:“非宅是卜,惟邻是卜。”(《左传·昭公三年》)移居者不在乎宅地之吉凶,而在乎邻里之善恶。诗人用其意,表明自己早就向往南村,卜宅不为风水吉利,而为求友共乐。三、四两句,补足卜居的心情。诗人听说南村多有本心质素的人,很愿意和他们一同度日,共处晨夕。陶渊明生活在“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感士不遇赋》)的时代,对充满虚伪、机诈、钻营、倾轧的社会风气痛心疾首,却又无力拨乱反正,只能洁身自好,归隐田园,躬耕自给。卜居求友,不趋炎附势,不祈福求显,唯择善者为邻,正是诗人清高情志和内在人格的表现。
中间四句:“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由卜居初衷写到如愿移居,是诗意的转折和深化。兹役,指移居搬家这件事。“弊庐”,破旧的房屋,这里指简陋的新居。诗人再次表明,说移居南村的愿望早就有了,终于实现的时候。其欣欣之情,溢于言表。接着又说,只要有好邻居,好朋友,房子小一点不要紧,只要能遮蔽一张床一条席子就可以了,不必一定求其宽敞。不求华堂广厦,唯求邻里共度晨夕,弊庐虽小,乐在其中,诗人旷达不群的胸襟,物外之乐的情趣不言而喻。在对住房的追求上,古往今来,不少有识之士都表现出高远的精神境界。孔子打算到东方少数民族地区居住,有人对他说:那地方太简陋,孔子答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杜甫流寓成都,茅屋为秋风所破,愁苦中仍然热切呼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推己及人,表现出忧国忧民的崇高情怀。刘禹锡为陋室作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陋室铭》)其鄙视官场的卑污与腐败,追求高洁的品德与志趣,在审美气质上,和陶渊明这首诗有相通的一面。
最后四句:“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具体描写得友之乐。邻曲,即邻居。在义熙七年(411年)所作《与殷晋安别》诗中,诗人说:“去年家南里,薄作少时邻。”可知殷晋安(即前所说殷景仁)当时曾与诗人为邻。诗中所说的友人,多是读书人,交谈的内容自然不同于和农民“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限于农事(见《归园田居》),而带着读书人的特点和爱好。他们一起回忆往事,无拘无束,毫无保留地交心,他们一起欣赏奇文,共同分析疑难的文义,畅游学海,追求精神上的交流。诗人创作《移居二首》时,正值四十六、七岁的中年时代。这是人生在各方面均臻成熟的时期。中年的妙趣和魅力,在于相当地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做自己所能做而且也愿意做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和读陶渊明归田以后其它作品一样,《移居二首》给人的感受是鲜明而强烈的:诗人厌恶黑暗污浊的社会,鄙视丑恶虚伪的官场,但他并不厌弃人生。在对农村田园、亲人朋友的真挚爱恋中,他找到了生活的快乐,生命的归宿,心灵的慰安和休息。高蹈、洒脱而又热爱人生,恋念人生,独特而亲切的情调,情趣与理趣共辉,陶渊明其人其诗的魅力,首先来自对人生与自然的诗意般的热爱和把握。
陶渊明田园诗的风格向来以朴素平淡、自然真率见称。这种独特的风格,正是诗人质性自然的个性的外化。从这首诗来看,所写移居情事,原是十分平常的一件事。但在诗人笔下款款写来,读者却感到亲切有味。所用的语言,平常如口语,温和高妙,看似浅显,然嚼之味醇,思之情真,悟之意远。如写移居如愿以偿:“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纯然日常口语,直抒人生见解。“何必”二字,率直中见深曲,映出时人普遍追名逐利的心态,矫矫脱俗,高风亮节,如松间白鹤,天际鸿鹄。又如诗人写和谐坦诚的邻里友谊,仅以“时时来”出之,可谓笔墨省净,引人遐想。欣赏奇文,状以“共”字,分析疑义,状以“相与”,均是传神笔墨。如果奇文自赏,疑义自析,也无不可,却于情味锐减,更无法深化移居之乐的主题。而“共”与“相与”前后相续则热烈抗言之情态呼之欲出,使“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成为绝妙的诗句,赢得千古读者的激赏。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评陶渊明《止酒》诗云:“坐止高荫下,步止荜门里。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余反复味之,然后知渊明用意……故坐止于树荫之下,则广厦华堂吾何羡焉。步止于荜门之里,则朝市深利吾何趋焉。好味止于噉园葵,则五鼎方丈吾何欲焉。大欢止于戏稚子,则燕歌赵舞吾何乐焉。”要达到这种心境和生活,是要经过长期的思想斗争和痛苦的人生体验,才能对人生有睿智的领悟的,正如包孕万汇的江海,汪洋恣肆,波涛澎湃之后而臻于平静。陶诗看似寻常,却又令人在低吟回味之中感到一种特殊的魅力——“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等。读者读着这样的诗句,往昔对生活中一些困惑不解的矛盾,也许会在感悟诗意的同时豁然开朗,得到解释,以坦然旷达的胸怀面对万花筒般的人生。陶诗淡而有味,外质内秀,似俗实雅的韵致,在《移居》一诗中也得到生动地体现。
其二
前人评陶,统归于平淡,又谓“凡作清淡古诗,须有沉至之语,朴实之理,以为文骨,乃可不朽”(施补华《岘佣说诗》)。陶渊明生于玄言诗盛行百年之久的东晋时代,“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乃诗坛风尚,故以理为骨,臻于平淡皆不为难,其可贵处倒在淡而不枯,质而实绮,能在真率旷达的情意中化入渊深朴茂的哲理,从田园耕凿的忧勤里讨出人生天然的乐趣。读陶诗《移居二首》其二,即可知此意。
全诗以自在之笔写自得之乐,将日常生活中邻里过从的琐碎情事串成一片行云流水。首二句“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暗承第一首结尾“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而来,篇断意连,接得巧妙自然。此处以“春秋”二字发端,概括全篇,说明诗中所叙并非“发真趣于偶尔”(谢榛《四溟诗话》),而是一年四季生活中常有的乐趣。每遇风和日丽的春天或天高云淡的秋日,登高赋诗,一快胸襟,历来为文人引为风雅胜事。对陶渊明来说,在柴桑火灾之后,新迁南村,有此登临胜地,更觉欣慰自得。登高不仅是在春秋佳日,还必须是在农务暇日,春种秋获,正是大忙季节,忙里偷闲,登高赋诗,个中趣味决非整天悠哉游哉的士大夫所能领略,何况还有同村的“素心人”可与共赏新诗。所以士大夫常有的雅兴,在此诗中便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两句用意颇深却如不经意道出,虽无一字刻划景物,而风光之清靡高爽,足堪玩赏,诗人之神情超旷,也如在眼前。
移居南村除有登高赋诗之乐以外,更有与邻人过从招饮之乐:“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这两句与前事并不连属,但若作斟酒品诗理解,四句之间又似可承接。过门辄呼,无须士大夫之间拜会邀请的虚礼,态度村野,更觉来往的随便。大呼小叫,毫不顾忌言谈举止的风度,语气粗朴,反见情意的真率。“相呼”之意可能是指邻人有酒,特意过门招饮诗人;也可能是诗人有酒招饮邻人,或邻人时来串门,恰遇诗人有酒便一起斟酌,共赏新诗。杜甫说:“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客至》)“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遭田父泥饮》)诸般境界,在陶诗这两句中皆可体味,所以愈觉含蓄不尽。
当然,人们也不是终日饮酒游乐,平时各自忙于农务,有闲时聚在一起才觉得兴味无穷:“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辄披衣,言笑无厌时。”有酒便互相招饮,有事则各自归去,在这个小小的南村,人与人的关系非常实在,非常真诚。“各自归”本来指农忙时各自在家耕作,但又与上句饮酒之事字面相连,句意相属,给人以酒后散去、自忙农务的印象。这就像前四句一样,利用句子之间若有若无的连贯,从时间的先后承续以及诗意的内在联系两方面,轻巧自如地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琐事融成了整体。这句既顶住上句招饮之事,又引出下句相思之情。忙时归去,闲时相思,相思复又聚首,似与过门相呼意义重复,造成一个回环,“相思则披衣”又有意用民歌常见的顶针格,强调了这一重复,使笔意由于音节的复沓而更加流畅自如。这种往复不已的章法在汉诗中较常见,如《苏武诗》、《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等,多因重叠回环、曲尽其情而具有一唱三叹的韵味。陶渊明不用章法的复叠,而仅凭意思的回环形成往复不已的情韵,正是其取法汉人而又富有独创之处。何况此处还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诗意的深化。过门招饮,仅见其情意的真率,闲时相思,才见其友情的深挚。披衣而起,可见即使已经睡下,也无碍于随时相招,相见之后,谈笑起来没完没了,又使诗意更进一层。如果说过门辄呼是从地邻关系表明诗人与村人的来往无须受虚礼的限制,那么披衣而起、言笑无厌则表明他们的相聚在时间上也不受俗态的拘束。所以,将诗人与邻人之间纯朴的情谊写到极至,也就将摒绝虚伪和矫饰的自然之乐倾泻无余。此际诗情已达高潮,再引出“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的感叹,便极其自然了。这两句扣住移居的题目,写出在此久居的愿望,也是对上文所述过从之乐的总结。不言“此乐”,而说“此理”,是因为乐中有理,由任情适意的乐趣中悟出了任自然的生活哲理比一切都高。从表面上看,这种快然自足的乐趣所体现的自然之理与东晋一般贵族士大夫的玄学自然观没有什么两样。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似乎也可以用来解释陶渊明《移居二首》其二中的真趣所在。但同是“人之相与”、“欣于所遇”之乐,其实质内容和表现方式大不相同。东晋士族自恃阀阅高贵,社会地位优越,每日服食养生,清谈玄理,宴集聚会所相与之人,都是贵族世家,一时名流;游山玩水所暂得之乐,亦不过是无所事事,自命风雅;他们所寄托的玄理,虽似高深莫测,其实只是空虚放浪的寄生哲学而已。陶渊明的自然观虽然仍以玄学为外壳,但他的自然之趣是脱离虚伪污浊的尘网,将田园当作返朴归真的乐土;他所相与之人是淳朴勤劳的农夫和志趣相投的邻里;他所寄托的玄理,朴实明快,是他在亲自参加农业劳动之后悟出的人生真谛。所以,此诗末二句“忽跟农务,以衣食当勤力耕收住,盖第耽相乐,本易务荒,乐何能久,以此自警,意始周匝无弊,而用笔则矫变异常”(张玉谷《古诗赏析》)。结尾点明自然之乐的根源在于勤力躬耕,这是陶渊明自然观的核心。“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人认为人生只有以生产劳动、自营衣食为根本,才能欣赏恬静的自然风光,享受纯真的人间情谊,并从中领悟最高的玄理——自然之道。这种主张力耕的“自然有为论”与东晋士族好逸恶劳的“自然无为论”是针锋相对的,它是陶渊明用小生产者朴素唯物的世界观批判改造士族玄学的产物。此诗以乐发端,以勤收尾,中间又穿插以农务,虽是以写乐为主,而终以勘为根本,章法与诗意相得益彰,但见笔力矫变而不见运斧之迹。全篇罗列日常交往的散漫情事,以任情适意的自然之乐贯串一气,言情切事,若离若合,起落无迹,断续无端,文气畅达自如而用意宛转深厚,所以看似平淡散缓而实极天然浑成。
由此可见,作诗以理为骨固佳,其尤贵者当善于在情中化理。晋宋之交,玄风大炽,一般诗人都能谈理。山水诗中的谈玄说理成份多为后人所訾议,而产生于同时的陶渊明田园诗中亦有不少谈理之作,却博得了盛誉。原因就在刚刚脱离玄言诗的山水诗多以自然证理,理赘于辞;而陶诗则能以情化理,理入于情,不言理亦自有理趣在笔墨之外,明言理而又有真情融于意象之中。这种从容自然的境界,为后人树立了很高的艺术标准。
这组诗写于公元410年(晋安帝义熙六年),当时作者46岁。公元408年(义熙四年)六月,陶渊明隐居上京的旧宅失火,暂时以船为家。两年后移居浔阳南里(今江西九江城外)之南村村舍。《移居二首》当是移居后不久所作。
参考资料:
1、郭维森 包景诚.陶渊明集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81-84
2、吴小如 等.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537-542
3、郭维森 包景诚.陶渊明集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367-368
其一
第一首写移居求友的初衷,邻里过往的快乐。吟味全诗,每四句是一个层次。
前四句:“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追溯往事,以“昔”字领起,将移居和求友联系起来,因事见意,重在“乐”字。古人迷信,移居选宅先卜算,问凶吉,宅地吉利才移居,凶险则不移居。但也有如古谚所云:“非宅是卜,惟邻是卜。”(《左传·昭公三年》)移居者不在乎宅地之吉凶,而在乎邻里之善恶。诗人用其意,表明自己早就向往南村,卜宅不为风水吉利,而为求友共乐。三、四两句,补足卜居的心情。诗人听说南村多有本心质素的人,很愿意和他们一同度日,共处晨夕。陶渊明生活在“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感士不遇赋》)的时代,对充满虚伪、机诈、钻营、倾轧的社会风气痛心疾首,却又无力拨乱反正,只能洁身自好,归隐田园,躬耕自给。卜居求友,不趋炎附势,不祈福求显,唯择善者为邻,正是诗人清高情志和内在人格的表现。
中间四句:“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由卜居初衷写到如愿移居,是诗意的转折和深化。兹役,指移居搬家这件事。“弊庐”,破旧的房屋,这里指简陋的新居。诗人再次表明,说移居南村的愿望早就有了,终于实现的时候。其欣欣之情,溢于言表。接着又说,只要有好邻居,好朋友,房子小一点不要紧,只要能遮蔽一张床一条席子就可以了,不必一定求其宽敞。不求华堂广厦,唯求邻里共度晨夕,弊庐虽小,乐在其中,诗人旷达不群的胸襟,物外之乐的情趣不言而喻。在对住房的追求上,古往今来,不少有识之士都表现出高远的精神境界。孔子打算到东方少数民族地区居住,有人对他说:那地方太简陋,孔子答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杜甫流寓成都,茅屋为秋风所破,愁苦中仍然热切呼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推己及人,表现出忧国忧民的崇高情怀。刘禹锡为陋室作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陋室铭》)其鄙视官场的卑污与腐败,追求高洁的品德与志趣,在审美气质上,和陶渊明这首诗有相通的一面。
最后四句:“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具体描写得友之乐。邻曲,即邻居。在义熙七年(411年)所作《与殷晋安别》诗中,诗人说:“去年家南里,薄作少时邻。”可知殷晋安(即前所说殷景仁)当时曾与诗人为邻。诗中所说的友人,多是读书人,交谈的内容自然不同于和农民“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限于农事(见《归园田居》),而带着读书人的特点和爱好。他们一起回忆往事,无拘无束,毫无保留地交心,他们一起欣赏奇文,共同分析疑难的文义,畅游学海,追求精神上的交流。诗人创作《移居二首》时,正值四十六、七岁的中年时代。这是人生在各方面均臻成熟的时期。中年的妙趣和魅力,在于相当地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做自己所能做而且也愿意做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和读陶渊明归田以后其它作品一样,《移居二首》给人的感受是鲜明而强烈的:诗人厌恶黑暗污浊的社会,鄙视丑恶虚伪的官场,但他并不厌弃人生。在对农村田园、亲人朋友的真挚爱恋中,他找到了生活的快乐,生命的归宿,心灵的慰安和休息。高蹈、洒脱而又热爱人生,恋念人生,独特而亲切的情调,情趣与理趣共辉,陶渊明其人其诗的魅力,首先来自对人生与自然的诗意般的热爱和把握。
陶渊明田园诗的风格向来以朴素平淡、自然真率见称。这种独特的风格,正是诗人质性自然的个性的外化。从这首诗来看,所写移居情事,原是十分平常的一件事。但在诗人笔下款款写来,读者却感到亲切有味。所用的语言,平常如口语,温和高妙,看似浅显,然嚼之味醇,思之情真,悟之意远。如写移居如愿以偿:“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纯然日常口语,直抒人生见解。“何必”二字,率直中见深曲,映出时人普遍追名逐利的心态,矫矫脱俗,高风亮节,如松间白鹤,天际鸿鹄。又如诗人写和谐坦诚的邻里友谊,仅以“时时来”出之,可谓笔墨省净,引人遐想。欣赏奇文,状以“共”字,分析疑义,状以“相与”,均是传神笔墨。如果奇文自赏,疑义自析,也无不可,却于情味锐减,更无法深化移居之乐的主题。而“共”与“相与”前后相续则热烈抗言之情态呼之欲出,使“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成为绝妙的诗句,赢得千古读者的激赏。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评陶渊明《止酒》诗云:“坐止高荫下,步止荜门里。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余反复味之,然后知渊明用意……故坐止于树荫之下,则广厦华堂吾何羡焉。步止于荜门之里,则朝市深利吾何趋焉。好味止于噉园葵,则五鼎方丈吾何欲焉。大欢止于戏稚子,则燕歌赵舞吾何乐焉。”要达到这种心境和生活,是要经过长期的思想斗争和痛苦的人生体验,才能对人生有睿智的领悟的,正如包孕万汇的江海,汪洋恣肆,波涛澎湃之后而臻于平静。陶诗看似寻常,却又令人在低吟回味之中感到一种特殊的魅力——“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等。读者读着这样的诗句,往昔对生活中一些困惑不解的矛盾,也许会在感悟诗意的同时豁然开朗,得到解释,以坦然旷达的胸怀面对万花筒般的人生。陶诗淡而有味,外质内秀,似俗实雅的韵致,在《移居》一诗中也得到生动地体现。
其二
前人评陶,统归于平淡,又谓“凡作清淡古诗,须有沉至之语,朴实之理,以为文骨,乃可不朽”(施补华《岘佣说诗》)。陶渊明生于玄言诗盛行百年之久的东晋时代,“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乃诗坛风尚,故以理为骨,臻于平淡皆不为难,其可贵处倒在淡而不枯,质而实绮,能在真率旷达的情意中化入渊深朴茂的哲理,从田园耕凿的忧勤里讨出人生天然的乐趣。读陶诗《移居二首》其二,即可知此意。
全诗以自在之笔写自得之乐,将日常生活中邻里过从的琐碎情事串成一片行云流水。首二句“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暗承第一首结尾“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而来,篇断意连,接得巧妙自然。此处以“春秋”二字发端,概括全篇,说明诗中所叙并非“发真趣于偶尔”(谢榛《四溟诗话》),而是一年四季生活中常有的乐趣。每遇风和日丽的春天或天高云淡的秋日,登高赋诗,一快胸襟,历来为文人引为风雅胜事。对陶渊明来说,在柴桑火灾之后,新迁南村,有此登临胜地,更觉欣慰自得。登高不仅是在春秋佳日,还必须是在农务暇日,春种秋获,正是大忙季节,忙里偷闲,登高赋诗,个中趣味决非整天悠哉游哉的士大夫所能领略,何况还有同村的“素心人”可与共赏新诗。所以士大夫常有的雅兴,在此诗中便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两句用意颇深却如不经意道出,虽无一字刻划景物,而风光之清靡高爽,足堪玩赏,诗人之神情超旷,也如在眼前。
移居南村除有登高赋诗之乐以外,更有与邻人过从招饮之乐:“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这两句与前事并不连属,但若作斟酒品诗理解,四句之间又似可承接。过门辄呼,无须士大夫之间拜会邀请的虚礼,态度村野,更觉来往的随便。大呼小叫,毫不顾忌言谈举止的风度,语气粗朴,反见情意的真率。“相呼”之意可能是指邻人有酒,特意过门招饮诗人;也可能是诗人有酒招饮邻人,或邻人时来串门,恰遇诗人有酒便一起斟酌,共赏新诗。杜甫说:“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客至》)“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遭田父泥饮》)诸般境界,在陶诗这两句中皆可体味,所以愈觉含蓄不尽。
当然,人们也不是终日饮酒游乐,平时各自忙于农务,有闲时聚在一起才觉得兴味无穷:“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辄披衣,言笑无厌时。”有酒便互相招饮,有事则各自归去,在这个小小的南村,人与人的关系非常实在,非常真诚。“各自归”本来指农忙时各自在家耕作,但又与上句饮酒之事字面相连,句意相属,给人以酒后散去、自忙农务的印象。这就像前四句一样,利用句子之间若有若无的连贯,从时间的先后承续以及诗意的内在联系两方面,轻巧自如地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琐事融成了整体。这句既顶住上句招饮之事,又引出下句相思之情。忙时归去,闲时相思,相思复又聚首,似与过门相呼意义重复,造成一个回环,“相思则披衣”又有意用民歌常见的顶针格,强调了这一重复,使笔意由于音节的复沓而更加流畅自如。这种往复不已的章法在汉诗中较常见,如《苏武诗》、《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等,多因重叠回环、曲尽其情而具有一唱三叹的韵味。陶渊明不用章法的复叠,而仅凭意思的回环形成往复不已的情韵,正是其取法汉人而又富有独创之处。何况此处还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诗意的深化。过门招饮,仅见其情意的真率,闲时相思,才见其友情的深挚。披衣而起,可见即使已经睡下,也无碍于随时相招,相见之后,谈笑起来没完没了,又使诗意更进一层。如果说过门辄呼是从地邻关系表明诗人与村人的来往无须受虚礼的限制,那么披衣而起、言笑无厌则表明他们的相聚在时间上也不受俗态的拘束。所以,将诗人与邻人之间纯朴的情谊写到极至,也就将摒绝虚伪和矫饰的自然之乐倾泻无余。此际诗情已达高潮,再引出“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的感叹,便极其自然了。这两句扣住移居的题目,写出在此久居的愿望,也是对上文所述过从之乐的总结。不言“此乐”,而说“此理”,是因为乐中有理,由任情适意的乐趣中悟出了任自然的生活哲理比一切都高。从表面上看,这种快然自足的乐趣所体现的自然之理与东晋一般贵族士大夫的玄学自然观没有什么两样。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似乎也可以用来解释陶渊明《移居二首》其二中的真趣所在。但同是“人之相与”、“欣于所遇”之乐,其实质内容和表现方式大不相同。东晋士族自恃阀阅高贵,社会地位优越,每日服食养生,清谈玄理,宴集聚会所相与之人,都是贵族世家,一时名流;游山玩水所暂得之乐,亦不过是无所事事,自命风雅;他们所寄托的玄理,虽似高深莫测,其实只是空虚放浪的寄生哲学而已。陶渊明的自然观虽然仍以玄学为外壳,但他的自然之趣是脱离虚伪污浊的尘网,将田园当作返朴归真的乐土;他所相与之人是淳朴勤劳的农夫和志趣相投的邻里;他所寄托的玄理,朴实明快,是他在亲自参加农业劳动之后悟出的人生真谛。所以,此诗末二句“忽跟农务,以衣食当勤力耕收住,盖第耽相乐,本易务荒,乐何能久,以此自警,意始周匝无弊,而用笔则矫变异常”(张玉谷《古诗赏析》)。结尾点明自然之乐的根源在于勤力躬耕,这是陶渊明自然观的核心。“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人认为人生只有以生产劳动、自营衣食为根本,才能欣赏恬静的自然风光,享受纯真的人间情谊,并从中领悟最高的玄理——自然之道。这种主张力耕的“自然有为论”与东晋士族好逸恶劳的“自然无为论”是针锋相对的,它是陶渊明用小生产者朴素唯物的世界观批判改造士族玄学的产物。此诗以乐发端,以勤收尾,中间又穿插以农务,虽是以写乐为主,而终以勘为根本,章法与诗意相得益彰,但见笔力矫变而不见运斧之迹。全篇罗列日常交往的散漫情事,以任情适意的自然之乐贯串一气,言情切事,若离若合,起落无迹,断续无端,文气畅达自如而用意宛转深厚,所以看似平淡散缓而实极天然浑成。
由此可见,作诗以理为骨固佳,其尤贵者当善于在情中化理。晋宋之交,玄风大炽,一般诗人都能谈理。山水诗中的谈玄说理成份多为后人所訾议,而产生于同时的陶渊明田园诗中亦有不少谈理之作,却博得了盛誉。原因就在刚刚脱离玄言诗的山水诗多以自然证理,理赘于辞;而陶诗则能以情化理,理入于情,不言理亦自有理趣在笔墨之外,明言理而又有真情融于意象之中。这种从容自然的境界,为后人树立了很高的艺术标准。
猜你喜欢
钓罢归来不系船,江村月落正堪眠。
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
垂钓归来,却懒得把缆绳系上,任渔船随风飘荡;而此时残月已经西沉,正好安然入睡。
即使夜里起风,小船被风吹走,大不了也只是停搁在芦花滩畔,浅水岸边罢了。
参考资料:
1、于海娣等.唐诗鉴赏大全集.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265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二九二。诗写江村眼前事情,但诗人并不铺写村景江色,而是通过江上钓鱼者的一个细小动作及心理活动,反映江村生活的一个侧面,写出真切而又恬美的意境。
“钓罢归来不系船”,首句写渔翁夜钓回来,懒得系船,而让渔船任意飘荡。“不系船”三字为全诗关键,以下诗句全从这三字生出。“江村月落正堪眠”,第二句上承起句,点明“钓罢归来”的地点、时间及人物的行动、心情。船停靠在江村,时已深夜,月亮落下去了,人也已经疲倦,该睡觉了,因此连船也懒得系。但是,不系船可能对安然入睡会有影响。这就引出了下文:“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这两句紧承第二句,回答了上面担心的问题。“纵然”“只在”两个关联词前后呼应,一放一收,把意思更推进一层:且不说夜里不一定起风,即使起风,没有缆住的小船也至多被吹到那长满芦花的浅水边,也没有什么关系。这里,诗人并没有刻画幽谧美好的环境,然而钓者悠闲的生活情趣和江村宁静优美的景色跃然纸上,表达了诗人对生活随性的态度。
这首小诗善于以个别反映一般,通过“钓罢归来不系船”这样一件小事,刻画江村情事,由小见大,就比泛泛描写江村的表面景象要显得生动新巧,别具一格。诗在申明“不系船”的原因时,不是直笔到底,一览无余,而是巧用“纵然”“只在”等关联词,以退为进,深入一步,使诗意更见曲折深蕴,笔法更显腾挪跌宕。诗的语言真率自然,清新俊逸,和富有诗情画意的幽美意境十分和谐。
老农家贫在山住,耕(gēng)种山田三四亩。
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cāng)化为土。
岁暮锄犁(lí)傍空室,呼儿登山收橡(xiàng)实。
西江贾(jiǎ)客珠百斛(hú),船中养犬长食肉。
老翁家贫住在山中,靠耕种三四亩山田为生,田亩少,赋税多,没有吃的。
粮食送进官府的仓库,最后腐烂变质,化为泥土。
一年到头,家中只剩下锄头、犁耙靠在空房子里面,只好叫儿子上山去拾橡子充饥。
从长江西面来的富商的船中,成百上千的珠宝用斛来计量,就连船上养的狗也长年吃肉。
本站。
官仓:指各地官员税收,此指贪官。
橡实:橡树的果实,荒年可充饥。
西江:今江西九江市一带,是商业繁盛的地方。唐时属江南西道,故称西江。斛:量器;是容量单位。古代以十斗为一斛,南宋末年改为五斗。
中唐时代,政治黑暗,统治阶级剥削残酷,因此抒写农民疾苦的题材也成为新乐府诗人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张籍的《野老歌》,就是写一个农家老夫在高额的苛捐杂税的重压之下,最后过着依靠拾橡实填饱肚皮的生活。即使这样,他还不如当时被称为“贱类”富商的一条狗。张籍通过这样一个人狗对比的悲惨情形,突出表现了农民的痛苦和当时社会的不合理。
开头两句交代人物身份,运用平叙的手法,叙说一位老农,由于家里贫穷,住在山里面,仅仅耕种贫瘠的山田三四亩。这里要问,老农为什么要住在山里面呢?在我们想来,老农既然家贫,他应该到平地乡村或小镇谋生要容易一些,为啥要到难以耕种的山里去呢?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当时的社会环境。此时社会混乱,统治阶级任意欺压百姓。面对这一切,老农一家逃到深山,这里山高路远,人烟稀少,而官府当差的也不便来此。老农希望住在深山能摆脱这一切。
然而“纵使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三四两句说得就是这一情况。老农住在山里面,今年的禾河苗长得稀稀疏疏的的,到头来收成也不好。尽管这样,官家的征税多得要命,那差役隔三差五地跑来征税,最后老农家里连自己吃的口粮全没了。老农很痛心哪,他一年辛苦劳作得来的粮食,有的被官家拿去倒入了库仓,甚至有的被白白浪费“化为土”。这在剥削和浪费的行为,和劳动人民的辛苦贫穷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这两句实际反映了劳动人民被剥削的痛苦,也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
五六句承上两句,说老农辛苦一年到岁末,家里徒穷四壁,没有几样东西,只有老农辛勤劳动的工具——锄犁还在伴随着他。一个“空”字,说明老农辛苦一年一无所获,另一方面说明剥削阶极把老农剥夺的一无所有。为了种那些粮食,老农早出晚归,辛苦劳作一天,到头来自己还没有吃的。无奈之下,老农“呼儿登山收橡实”,呼儿表明老农已年迈,再加上辛苦劳作一天,已无力再上山采橡实吃。“橡实”,乃一草木果实,本非普通食品,乃劳动人民在饥灾发生时临时充腹之品。老农叫儿子登山收橡实,可谓老农贫饿致极,说明劳动人民最后的可怜结局。
最后两句作者笔锋一转,说西江做珠宝生意的大贾,船上载的的珠宝很多,足有百斛,他喂养的犬,长的肥肥胖胖的,浑身都是肉。作者运用叙述的手法,没有发表议论,但把两幅对比鲜明的画面摆在了面前,一幅是食不果腹的老农,另一幅是奢靡富裕的大贾喂养的肉犬,更为让人深思的,老农的生活还不如喂养的一条犬,可谓悲凉之极,令人感愤不已。
全诗运用叙述的手法,给我们呈现出几个老农痛苦的生活的场景。虽然作者没有发表议论,但孕作者的思想于叙述中。全诗的形象对比深刻鲜明,表现了劳动人民的饥苦,反映了不同阶层人的生活,揭露了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
四大从来都遍满,此间风水何疑。故应为我发新诗。幽花香涧谷,寒藻(zǎo)舞沦(lún)漪(yī)。
借与玉川生两腋(yè),天仙未必相思。还凭流水送人归。层巅(diān)余落日,草露已沾衣。
地、水、风、火从来都是所在充满的,这里风水绝佳,又有什么可疑的呢!这是故意让我写诗赞美的吧。各种幽雅的花香气四溢,飘到了整个山涧、山谷之中,潭中秋天的水草似乎在随风起舞,水面上漾起细小而成圈的波纹。
洞中清美的泉水要是借给卢仝泡茶喝,他一定会觉得两腋习习生风,有飘飘欲仙之感,这样,恐怕他连天仙都不会恋慕了。还烦请流水把我送回家。高峰上只剩下将要落山的太阳,草丛中的露水已经沾湿了我的衣裳。
参考资料:
1、朱靖华、饶学刚、王文龙、饶晓明.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苏轼词新释辑评.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07年1月:148-150
四大:佛教以地、水、火、风为四大。认为此四者广大,能产生出一切事物和道理。寒藻:指秋天的水藻。沦漪:沦,细小而成圈的水纹。漪,语气词。
玉川:唐诗人卢仝(tóng),号玉川子。两腋:.两边胳肢窝。凭:烦请。
上片着重写风水洞中清美的境界。开头两句紧扣题目中“风水”二字落笔,以议论领起全词:“四大从来都遍满,此间风水何疑!”这是用佛家的眼光观照自然,是对“风水洞”之所以得名的一种诠释。毫无疑问,这是词人接受了佛家宇宙观的一种体现。词人仿佛接触到了“源头活水”由此获得了创作的灵感:“故应为我发新诗。”而后着力写词人在风水洞发现的别具美感的景物:“幽花香涧谷,寒藻舞沦漪。”这两句扣住了风水洞“流水不竭”、“清风微出”的特点,结合着词人的视觉感受和嗅觉感受,写出了一个藏娇蕴秀、清美绝人的境界,多少也带有“妄意觅桃源”(《风水洞二首和李节推》诗)的思想倾向。
下片自抒所感,并写出出洞后所见。“借与玉川生两腋,天仙未必相思。”这两句是想象,是夸张,实际上表达了对风水洞中“水”的极度赞赏,又很有幽默感。以下转到写出洞归来。“还凭流水送人归”一句,承上转下,点出一个“归”字,而且运用拟人手法,把“流水”以至风水洞都写得富有人情味,词人此行的满足和快乐也就见于言外了。篇末两句承上“归”字,写归途中的景物“层巅余落日,草露已衣。”词人通过景物描写,表明己到了傍晚时分,词人白天在风水洞逗留的时间之长,就可想而知了。倘若仔细品味,夕露“沾衣”的话兴许还另有一层深意在。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五首》之三中描写了自得其乐的劳动生活,后半首写道:“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该词在模山范水与纪游之外,还隐隐流露出超脱的审美趣味以及对人生自由境界的追求。
全词由游览而至生出归田园的意向,结尾处意蕴深厚,既是情绪流程的归宿,也是词人的终生追求。写景、抒情、议论都是诗歌创作中常见的表现方法,该词将写景、抒情、议论结合了起来,也可以说是词的诗化的一个具体表现。
雨余溪水掠堤平,闲看村童谢晚晴。
竹马踉蹡冲淖去,纸鸢跋扈挟风鸣。
三冬暂就儒生学,千耦还从父老耕。
识字粗堪供赋役,不须辛苦慕公卿。
该句摘自何卷,尚待查考。代儿童游戏多种多样,十分丰富。该诗前两联写了两种游戏,一是骑竹马;一是放风筝。竹马在地面上奔跑,跑来跑去晃晃悠悠连人带“马”冲进了烂泥塘里,好不扫兴;风筝在空中飞舞,左摇右摆,又飞又叫,好不骄横。值得关注的是,诗人写风筝与风的关系时,手法与众不同,他不说风筝凭借风力而飞,却说风筝挟持风筝在大风中飞扬跋扈。在这里,作者把风筝作为主体,视它为生灵,真是把个风筝写活了。
读此诗,不由得想到现今仍然流行于日本的“斗风筝”。打斗的风筝多为长方形硬板子,从背后勒成瓦形,或竖或横,绘画简洁明快,不拴尾巴,背缚弓弦,凭借强风,飞上天空,左冲右突,嗡嗡作响。许多风筝同时升空,并不回避碰撞缠绕,而是互相打斗,互相“割线”,一旦线断,任其飞去。最后,谁还留在空中,谁便是胜利者。那场面颇有陆翁诗的气势。
后两联提及当时宋朝实景:农夫冬闲跟着村里的穷书生学习,但这只是学习极基础的东西,为的是在立契,作保时不被蒙骗。
春半南阳西,柔桑过村坞(wù)。
娉(pīng)娉垂柳风,点点回塘雨。
蓑(suō)唱牧牛儿,篱窥(kuī)茜(qiàn)裙女。
半湿解征衫,主人馈鸡黍(shǔ)。
仲春时节我经过南阳县西,村庄里的桑树都长出了嫩芽。
和风吹拂着依依垂柳,点点细雨滴在曲折的池塘上。
披着蓑衣的牧童正在唱歌,穿着红裙的少女隔着篱笆偷偷张望。
我走进农家脱下半湿的衣裳,主人摆出丰盛的饭菜招待我。
参考资料:
1、孙建军.《全唐诗》选注:线装书局,2002:3640
2、胡可先.杜牧诗选:中华书局,2005:67-68
3、刘逸生.杜牧诗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77
春半:阴历二月。南阳:地名,古称宛,今河南省南阳市。村坞:村庄,村落。坞,四面如屏的花木深处,或四面挡风的建筑物。
娉娉:姿态美好的样子。回塘:曲折的池塘。
蓑:草制的雨衣。茜裙:用茜草制作的红色染料印染的裙子。茜,茜草,多年生植物,根黄赤色,可作染料。
征衫:行途中所穿的衣服。馈:招待。鸡黍:指村人准备的丰盛饭菜。
这是一幅美丽的农村风景画。仲春季节,南阳之西,一派大好春光。美时,美地,美景,在“春半南阳西”中,隐约而至。遍村柔桑,欣欣向荣。着一“过”字,境界全出。“柔桑过村坞”,在动态中,柔桑生长的姿态和鲜嫩的形状,活现在眼前,这就把春天的乡村,点缀得更美了。加之垂柳扶风,娉娉袅袅,春雨点点,回落塘中,更有一种说不出的情趣。再看,那农家牧童,披着蓑衣,愉快地唱着歌;竹篱笆内,可窥见那穿着绛黄色裙子的农家女的倩影。行路征人,解松半湿的衣衫,在村里歇脚,村主人热情地用鸡黍招待客人。这首诗,首联、颔联是写村景,颈联、尾联是写村情。其景实,其情真,与诗题是呼应的。
《村行》的艺术特色,可用轻倩秀艳来总括。《李调元诗话》云:“杜牧之诗,轻倩秀艳,在唐贤中另是一种笔意,故学诗者不读小杜诗必不韵。”所谓轻倩秀艳,即轻盈巧倩,秀美艳丽。它好像是个风华正茂的女子,秋波流转,含情脉脉,秀而不媚,艳而不淫,风姿婀娜,楚楚动人。
轻倩秀艳,不仅显示在妇女形象和爱情生活的描写中,也表现在大自然的描绘中。除了《村行》以外,《汉江》、《寄扬州韩绰判官》、《山行》、《寄远》、《柳绝句》、《江南春绝句》等,均以轻倩秀艳见长,又各有其奇特风采。然而,它们与《村行》相比,却缺少那么一点点野趣与农村风味。《村行》一诗,在轻倩秀艳之中,显示出野逸、村朴、真挚、热情。诗人所描绘的柔桑、村坞、垂柳、塘雨、蓑衣、牧童、耕牛、篱笆、村女、主人、鸡黍等,都是美好的田园风光。
《村行》不是静止的田园画,而是运动着的风光图。从诗题中,就点出了“行”的特色。“行”,带动全篇,连风景也是处于流动之中的。在诗人笔下,春,不是停滞的,也不是笼统地指正、二、三月,而是指农历二月中旬。这时,春天已过去一半,故曰“春半”。这个半字,虽本身不是动词,但诗人却赋予它以动作性,它显示出大好的仲春季节的来临。此外,在诗人笔下,柔桑处处,生机勃勃,但诗人在描绘它的长势时,不用满字,而用“过”字。这个“过”字,既写了柔桑的生长过程之快,又写了柔桑长势之茂盛及其涵盖面之大。此外,诗人笔下之柳,不是呈一种动势,而是呈多种动势。它不仅下垂,而且随风摇动,仿佛少女娉娉的腰肢一样,左右摆动。此外,作者所写的雨,不是大雨,而是点点细雨。“点点”,还呈现出落雨的动势。雨落水塘,溅起圆圆的水花,“回”字,与前面的“垂”字对照,“点点”与前面的“娉娉”对照,更加强了风景的动态美。如果说,前面两联是写风景动态美的话,那么,后面两联就是写风情动态美了。放牛娃唱着动听的歌,给人以听觉上的美感;从外边可以窥及篱内村女绚丽的衣裙,给人以视觉上的美感;征衫半湿,且解且歇,村人好客,馈以鸡黍,给人以味觉上、触觉上的美感。诗人就是如此地善于捕捉刹那间的人物的动态去表现农村的人情美。
《村行》这首小诗,具有轻柔秀美的特点。它与《商山麻涧》等诗,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商山麻涧》中,所写的云光岚彩,柔柔垂柳,滴滴塘雨,秀眉牧童,茜裙女儿,均富于柔和的特质。此外,诗人写竹,则“历历羽林影,疏疏烟露姿”(《栽竹》);写梅,则“轻盈照溪水,掩敛下瑶台”(《梅》);写鵁鶄,则“静眠依翠竹,暖戏折高荷”(《鵁鶄》);写鹭鸶,则“惊飞远映碧山去,一树梨花落晚风”(《鹭鸶》)。这些诗句,与《村行》虽各有特色,但都具有轻倩秀艳之美。
柴门寂寂黍饭馨,山家烟火春雨晴。
庭花蒙蒙水泠泠,小儿啼索树上莺。
水香塘黑蒲森森,鸳鸯鸂(xī)鶒(chì)如家禽。
前村后垄桑柘(zhè)深,东邻西舍无相侵。
蚕娘洗茧前溪渌(lù),牧童吹笛和衣浴。
山翁留我宿又宿,笑指西坡瓜豆熟。
柴门一片寂静屋里米饭香喷喷,农家炊烟袅袅春雨过后天放晴。
院内鲜花迷蒙山间流水清泠泠,小儿又哭又闹索要树上的黄莺。
池塘黑水飘香蒲草长得密森森,鸳鸯鸂鶒在水中嬉戏好像家禽。
村前村后田间地头桑柘多茂盛,东邻西舍界限分明彼此不相侵。
养蚕女在前面清澈的溪中洗茧,牧童吹着短笛穿衣在水中洗浴。
山翁好客热情挽留我一住在住,笑着指点西坡说瓜豆就要成熟。
参考资料:
1、张国举.唐诗精华注译评.长春:长春出版社,2010:859-860
黍饭:黄米饭,唐人常以之待客。馨:香。
蒙蒙:形容雨点细小。泠泠:形容流水清脆的声音。
鸂鶒:一种水鸟,形大于鸳鸯,而多紫色,好并游。俗称紫鸳鸯。
桑柘:桑木与柘木。深:茂盛。
蚕:农家养蚕女。渌:水清而深的样子。
第一首头两句写柴门内外静悄悄的,缕缕炊烟,冉冉上升;一阵阵黄米饭的香味,扑鼻而来;一场春雨过后,不违农时的农夫自然要抢墒春耕,所以“柴门”也就显得“寂寂”了。由此亦可见,“春雨”下得及时,天晴得及时,农夫抢墒也及时,不言喜雨,而喜雨之情自见。
后两句写庭院中,水气迷蒙,宛若给庭花披上了轻纱,看不分明;山野间,“泠泠”的流水,是那么清脆悦耳;躲进巢避雨的鸟儿,又飞上枝头,吱吱喳喳,快活地唱起歌来;一个小孩走出柴门啼哭着要捕捉鸟儿玩耍。这一切正都是写春雨晴后的景色和喜雨之情。且不说蒙蒙的景色与泠泠的水声,单说树上莺。树上莺尚且如此欢腾聒噪,逗得小儿啼索不休,更可想见大田里农夫抢耕的情景了。
晚春是山家大忙的季节,然而诗人却只字不言农忙而着墨于写宁静,由宁静中见农忙。晚春又是多雨的季节,春雨过后喜悦的心情是农民普遍的心情,诗人妙在不写人,不写情,单写景,由景及人,由景及情。这样写,既紧扣了晚春的特色,又称得上短而精。方东树谓“小诗精深,短章酝藉”,方是好诗。这诗在艺术上的一个特色,就是它写得短而精,浅而深,景中有情,景外有人,于“澹中藏美丽”(薛雪《一瓢诗话》),于静处露生机。
贯休的诗在语言上善用叠字,如“一瓶一钵垂垂老,万水千山得得来”(《陈情献蜀皇帝》),人因之称他为“得得来和尚”。又如,“茫茫复茫茫,茎茎是愁筋”(《茫茫曲》),“马蹄蹋蹋,木落萧萧”(《轻薄篇》),等等。这诗也具有这一艺术特色。在四句诗中,叠字凡三见:“寂寂”,写出春雨晴后山家春耕大忙,家家无闲人的特点:“蒙蒙”,壮雨后庭花宛若披上轻纱、看不分明的情态:“泠泠”,描摹春水流动的声韵。这些叠字的运用,不仅在造境、绘形、模声、传情上各尽其宜,而且声韵悠扬,具有民歌的音乐美。在晚唐绮丽纤弱的诗风中,这诗给人以清新健美之感。
第二首从“山家”一家一户的小环境扩大到周围的大环境。前三句写自然景色。“前村后垄”犹言“到处”。这三句中虽无一字赞美之词,然而田园的秀色,丰产的景象,静穆的生活气息已是触目可见,具体可辨,值得留恋。且不说桑柘的经济价值,单说蒲,蒲嫩时可食,成熟后可织席制草具,大有利于人。再说鸳鸯鸂鶒尚且宁静地生活着,何况乎人。这就又为第四句“东邻西舍无相侵”作了铺垫与烘托。而且植物的蓬勃生长,总离不开人的辛勤培植。诗句不言村民勤劳智慧,而颂扬之意俱在言外。
在上述景色秀丽、物产丰盛、生活宁静、村民勤劳的环境里,“东邻西舍”自然相安无事,过着“无相侵”的睦邻生活。没有强凌弱、众暴寡、尔虞我诈、互相争夺等社会现象。很明显,通过农家宁静生活的描写,诗人作为佛门人士,也不免寄托了诗人自己的理想和情趣,这自不待言。
诗的后四句,一口气写了包括作者在内的四个人物,在同类唐诗中,这还是不多见的。这四句从生活在这一环境中人物内心的恬静,进一步展示出山家的可爱。寥寥几笔,把茧白、水碧、瓜香、豆熟以及笛声悦耳的客观景致,写得逼真如画;蚕娘、牧童、山翁的形象,勾勒得栩栩如生,宛然在目,呼之欲出。令人不难想见,蚕娘喜获丰收,其内心之甜美;牧童和衣而浴,其性格之顽皮:“山翁留我宿又宿”,其情谊之深厚。加上“笑指”等词语的渲染,更把山翁的动作、情态、声音、笑貌及其淳朴善良、殷勤好客的性格进一步显现出来;而诗人“我”,处在这样的环境里,不待言,其流连忘返的心情可想而知。更妙的是,诗在末尾用一“熟”字状“西坡瓜豆”,绘出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回应上文满塘黑压压的蒲与到处都是的桑柘,真叫人见了喜煞。全诗至此戛然而止,却留下耐人回味的余地。
比起晚唐那些典雅、雕饰、绮丽、纤弱的诗来,贯休以其作品明快、清新、朴素、康健之美,独树一帜。明代杨慎指出:“贯休诗中多新句,超出晚唐”(《升庵诗话》),真可谓独具只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