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新思潮
孙中山与陈炯明（前排左四）等在上海合影 陈炯明1898年考取秀才之后，对八股取士的考试制度兴趣索然，没有再循着举人、进士的路子一直走下去，在家乡过了几年心满意足的婚姻生活后，1906年离开家乡惠州府来到广州府，入读政法学堂。这个时候中国的政治气候已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势。当时的广州在两任总督陶模和岑春煊的主持下，各项新政面貌一新，新式学校开办得如火如荼，各种新思潮也在涌现。1908年，陈炯明以优等成绩从政法学堂毕业。在广州的两年时间里，陈炯明大开了眼界，接触到各种新思潮，而且结识了已加入同盟会的朱执信，为其后来的政治生涯打下了基础。
1909年，陈炯明回到家乡创办《海丰自治报》，自任主笔，鼓吹自治才是救中国的唯一良方。这一年，他当选为广东谘议局议员，正式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他在谘议局提出“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议草”，建议设立城镇乡地方自治研究所，专门研究城镇乡自治办法，选通晓法政人员入所研究，推动自治进行。
为加快成立国会的进程，江苏谘议局发起在上海召开16省“请愿国会代表团茶话会”。当时赴京请愿是一种非常时髦的活动，向政府表达民间的声音。陈炯明作为广东谘议局代表，赴上海参加了大会。议员们提出请愿书，希望能尽快颁布议院法和选举法，但清政府以“我国幅员辽阔，筹备既未完全，国民知识程度又未划一，如一时遽开议院，恐反致纷扰不安，适足为宪政前途之累”为由予以拒绝。对所谓国会本来就只持观望态度的陈炯明来说，这次大会让他更为失望。他认为，中国政治的积弊太多太深，不是一班坐谈之客在国会里高谈阔论就可以解决的。陈炯明泄气地表示：“开国会为无聊之举，不过国家处此无可如何之时，除此别无他法，随波逐流为之耳。”
但上海之行对陈炯明意义非同小可，而且对他此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在上海期间与革命党人交往密切，并加入了同盟会。
革命同盟会
秀才出身的陈炯明加入同盟会，似乎是件难以理解的事。他的政治抱负与主张流血革命的同盟会是两条路。事实上，他加入同盟会后，确有革命同志批评过他“对清廷抱有幻想，仕途奔竞”。不过，陈炯明是把革命当作一种手段，最终的目的仍然是“建设”。他与以孙中山为代表大部分同盟会员“革命至上”的心态大相迥异，不知是否是导致最终二人决裂的一个隐藏的伏笔。1909年5月，胡汉民在香港筹组同盟会南方支部，陈炯明担任实行委员。他随后还在香港成立“乐群书报社”，作为同盟会的秘密机关，他还把母亲从海丰接到了香港。陈炯明与黄兴等人先后策划过多次起义与暗杀行动，黄花岗起义遭到惨痛失败，他又于1911年成立暗杀团，策划刺杀水师提督李准、广东将军凤山行动。
武昌起义爆发以后，广东同盟会首先在化州揭竿而起，组织民军攻城略地，并迅速蔓延至广东各地。同盟会一批党人聚集到香港，推举陈炯明为总司令，召集一万多军民，围攻惠州。在围攻的过程中，陈炯明受孙子兵法的影响，深信“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上策，通过游说、策反的办法占领了惠州。这时候，他拥有广东纪律最严明、战斗力最强的一支民军，这也是当时广东唯一一支真正从属于同盟会的军队。
广东省长
辛亥革命广东光复后，陈炯明任广东副都督、代理都督，1913年6月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广东都督。二次革命时，他在广东宣布独立，失败后转赴南洋。1916年参加讨袁，成立粤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1917年参加护法运动，被孙中山任命为援闽粤军总司令，随后击败福建督军李厚基后占据闽南地区。1920年10月，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1921年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后，又任命他为陆军部长兼内务部部长。经过辛亥革命与二次革命之后，陈炯明逐渐成为孙中山的亲密战友，也是孙中山依靠的一支主要革命武装部队。
六一六兵变
陈炯明 然而，随着革命进程的推进，陈炯明与孙中山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1921年，已经有传闻说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出现不和。陈炯明认为，孙中山此时就任非常大总统不合时，而且他并不赞成北伐，主张联省自治，建议把广东这个南方省份作为模式推广到全国，这与力主北伐统一全国的孙中山的主张有着极大差异，两人矛盾逐渐激化。1922年3月，孙中山撤销其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内务总长职，只留陆军总长职，最终导致“六·一六”事件的发生，二人彻底决裂。
如今，关于对中国近代政治产生重大深远的“六·一六”事件发生的细节，各方说法不一。后代研究者一般认为，“六·一六”事件并不是突发的，其前因后果复杂而难以言喻。
1922年6月12日，孙中山举行记者招待会，不点名地指责陈炯明“反对北伐”；而陈炯明6月14日拘捕财政次长廖仲恺，矛盾基本公开化。
1922年6月16日凌晨两点，孙中山得到粤军通知，粤军部队将攻击粤秀楼，情势危急。宋庆龄顾全大局，临危不惧，认为若同孙中山一同行动易被发现。坚持留下来掩护孙中山秘密撤离。孙中山不得已才答应先行，只身逃出。孙中山两次避过叛军耳目，终于到达黄埔永丰舰（即后来的中山舰）上。孙中山离开半小时后，炮声四起，陈炯明部队开始向粤秀楼发起进攻，有士兵还大喊：“打死孙文！打死孙文！”
“六·一六”兵变之后，孙中山离开广州到上海，此后，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苏俄的帮助，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一直到孙中山逝世前，经常有人在中间调停，希望他和陈炯明二人能够和好。孙中山要求陈炯明写悔过书，而陈炯明坚决不写，终于没有再走到一起。
孙中山与陈炯明决裂，还有一个意外的结果，那就是客观上成了蒋介石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他在事件发生后不久，辗转登上孙中山所在的永丰舰，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得到迅速上升，奠定了日后他在国民革命中的政治地位。
禁赌政策
在政治生涯中，陈炯明以严禁烟赌、主张地方自治而著称。从他任广东谘议局议员的诸多提案中可以大略看出，陈炯明希望政治改革是“改良的”而不是“革命的”，是“由下而上的”而不是“由上而下的”。他的政治主张在《建设方略》和《中国统一刍议》二书中有完整的表述。“联省自治”一直是陈炯明坚持的主张，他认为中国广土众民，只能实行分权自治，才可养成“民治精神”，建设民主。1922年与孙中山决裂后，他对章炳麟说：然为国努力，无论在位在野，务达此制（指自治省联邦制）而后已。从作为议员提出禁赌议案时起，一直到后来出任广东都督及省长，陈炯明都把禁赌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做。赌博的恶习由来已久，但清政府把赌税当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所以才会屡禁不止。禁赌无疑要砸掉成千上万大小赌商的饭碗，要截断官府一条每年几百万两的滚滚财源，所以，从一开始陈炯明就面临着不小的压力。不过，陈炯明做得非常决绝，主张以雷霆手段，定期一律禁绝，不留任何余地，才能收效。
1920年12月1日禁赌章程生效后，广州市面几乎没有一家赌博。为此，广州学界发起为陈炯明铸铜像，以纪念禁赌的成功。1921年广州建桥，取名陈公禁赌纪念桥，镌禁赌经过事迹于桥边石柱。可见当时陈炯明的禁赌行为深得人心。
尽管在政治上仍存有争议，但在私生活及操守方面，陈炯明与人们通常理解的军阀作风完全不同。他不仅颇有文采，而且廉洁自持，不蓄私财，在生活方面也相当严谨，自己还以不二色感到自豪。
陈炯明后来避居香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企图拉他下水，他则反过来要求日人归还东三省。日人拉拢不成，仍赠他8万元支票，陈炯明在支票上打叉退还。其后，他派代表参与将美洲洪门致公堂改组为中国致公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直至今日都是参政党之一。
1933年，陈炯明在贫困中病死于香港，竟然要用其母所备的棺木。一个曾经显赫一时的地方军政长官，结局如此凄惨，这是非常罕见的。
1878年，生于广东海丰，原名捷，字赞之，又字竞存；
1899年，中秀才；
1906年，到广州就读于广东法政学堂，1908以优等成绩毕业；1909年，任广东谘议局议员，先后提出《革除衙署积弊案》、《废除就地正法案》、《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案》、《筹筑惠湖铁路案》、《禁绝一切赌博案》等提案；11月与丘逢甲等一起被推为代表，赴上海参加各省咨议局联合大会，加入同盟会；
1910年，参加广州新军起义联络工作；
1911年，任广州起义领导机关统筹部属下的编制课裸长兼调度课副课长，又被确定负责率领一路选锋队进攻巡警教练公所。武昌起义后被同盟会南方支部派到东江组织民军起义，光复惠州；
1911年，广东军政府成立，被推为副都督，不久后为代都督；
1913年，宣布广东独立，声讨袁世凯，失败后逃往香港转赴新加坡；
1915年，联络一批原国民党人另立异帜，组织中华水利促成社，受到孙中山的严厉批评；
1916年，回到广东东江发动驻军和民军起义，参加讨袁斗争；
1917年，北京政府大总统黎元洪授予其“定威将军”。后向孙中山表示“竭诚拥护”，参加护法运动，任援闽粤军总司令，占领闽西南的汀州、漳州、龙岩等地，建立根据地，称为“闽南护法区”；
1920年8月，率粤军从广西回粤，打败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被任命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
1921年5月，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华民国政府陆军部总长兼内务部总长，积极参与“联省自治”运动，反对孙中山的北伐主张；6月任援桂军总司令，进军广西，攻占广西全境。后阻挠孙中山到桂林设立北伐大本营，破坏北伐；
1922年4月，拒绝前往梧州与孙中山面商北伐问题，并以辞去各职务相要挟，被孙中山免去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内务部总长三职。此后退居惠州，其部属叶举率“陈家军”主力回师广东，于6月16日发动兵变，炮轰总统府和粤秀楼。8月15日，陈炯明回到广州任粤军总司令；
1923年1月，被滇、桂、粤联军组成的西路讨赋军击败，后陈炯明率部退守东江；
1925年，革命军两次东征彻底打垮其所部后避居香港，后将美洲致公党改组为中国致公党；
1933年9月22日在香港病故。（1933年，陈炯明在贫困中病死于香港，竟然要用其母所备的棺木。一个曾经显赫一时的地方军政长官，结局如此凄惨，这是非常罕见的。）
少年时期
陈炯明，惠州府海丰白町乡（现汕尾·海丰）人。粤系军事将领，中国军事家。光绪二十四年中秀才。光绪三十二年就读于广东法政学堂，光绪三十四年以成绩优等毕业。宣统元年被推选为广东咨议局议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及著名的黄花岗起义，黄花岗之役中为敢死队第四队队长，谋炸广东水师提督未中。
武昌起义后，陈炯明到东江组织民军起义，1911年11月9日广东“和平光复”后不久，任广东副都督，后为代理都督。1912年4月，任广东总绥靖经略，后任广东护军使。1913年6月继任广东都督，7月18日宣布广东独立讨袁。后其属下师长苏慎初炮轰都督府，自立为临时都督，陈逃往香港、新加坡。1915年12月，回到东江一带，组织民军起义，翌年在惠州附近成立广东共和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袁死，黎元洪出任总统后，陈交出兵权，被授予“定威将军”称号。后到上海，参加孙中山发起的护法运动。11月21日朱庆澜任陈为省长亲军司令。12月2日，孙中山任陈为“援闽”粤军总司令，经10个月奋战，打败了福建督军李厚基所部，占领闽西南20多个县。这时，陈炯明除整军经武外，又致力“刷新政治”，创办《闽星半周刊》、《闽星日刊》，提倡“新文化”，以响应“五四运动”后新思潮的传播。
任职广东
1920年8月奉孙中山之命回师广东，10月28日攻克广州。孙中山任陈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1921年4月，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这里，陈是反对非常大总统选举的。
陈炯明认为：依总统选举法，总统由两院联席选出，出席议员至少须全部的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举行选举总统会，当前广州的旧国会议员才两百多人，还不够原众议院人数的一半，而且实行记名投票，这岂不是自毁法律吗？和北方毁法，又有什么本质不同？一旦广东成立正式政府，结局只有一个：南北之间将再次陷入战争之中。陈反对孙中山任职，不参加就职典礼。孙任非常大总统后，任陈为陆军部总长兼内务部总长，并说服陈加入国民党。
1922年6月陈炯明与孙中山因护法运动（这里的法是孙中山1912年3月11日实施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而合作，又因政见分歧而决裂。陈炯明主张先在广东搞好民主宪政，仿照美国，建立与欧美民主国家相仿的联邦政制，逐步走向全国和平统一，这个主张，史称 “联省自治”；孙中山不同意陈炯明的主张，他主张“中央集权”，要以武力“北伐”来统一中国，以便自己夺取政权。1922年3月21日，陈炯明的亲信、负责为北伐军在后方筹划的粤军参谋长邓铿从香港公干回省，在广九车站突然遇刺，两天后身亡。
国民党官史一向说邓铿是被陈炯明暗杀的，然而，陈派及驻穗美、英两国领事馆都认为，刺杀邓铿，是孙派国民党人所为。邓铿之死，对孙陈间本来就脆弱不堪的关系，可以说是致命一击。4月9日，孙中山让廖仲恺转告陈炯明：一、陈炯明参加北伐，二、筹措500万元的军费。陈炯明无法接受孙的条件，遂被罢黜。4月下旬，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孙中山与奉、皖军阀一直有秘密接洽，结成三角同盟。孙中山深感这是联合奉、皖军阀，夹击直系的千载良机，必须立即出兵策应，但出乎意料的是，直奉开战，仅及一周，奉军便被吴佩孚击败，狼狈退回关外，南北夹击直系的计划，化为泡影。但南方的北伐，却如弦上之箭，不得不发了。5月8日，孙中山委任陈炯明的部下叶举为粤桂边督办，以示对粤军的信任。5月9日，孙中山在韶关大誓三军，旌麾北指，“出师宗旨，在树立真正之共和，扫除积年政治上之黑暗与罪恶，俾国家统一，民治发达”。
然而叶举并不领情，5月20日，他率领六十多营粤军，突然开入省城。粤军虽然打着迎陈复职的旗号，但内部已经开始分化。一派要求陈炯明马上回省，恢复所有职务，镇摄大局；另一派则不满陈炯明对孙中山的态度过于软弱，希望由叶举来领导粤军，与孙中山彻底决裂，如果陈炯明不同意，就请他出洋，或者继续留在惠州休养。5月31日，上海《申报》的一篇文章，透露了粤军内部的分歧：“现在陈之部曲，亦分两派，一主张陈氏即速回省，则大局立定；一主张陈氏不可造次，俟解决完妥后，始可返省。”陈炯明则在惠州隐居。各界吁请陈炯明回省的函电，铺天盖地，见诸报端；前往劝驾的使者，车水马龙，络绎不绝。甚至连陈独秀也到了惠州，劝陈炯明不如加入共产党，领导华南地区的革命。
1922年6月1日，孙中山率领两个营的警卫，从韶关返回被粤军重重包围的广州。6月2日，孙中山在总统府设宴招待粤军将领，竟没有一个高级军官应邀前来，只来了几个中下级军官。他对那几个小军官说：“告诉你们的长官，不要以为据守白云山，便可胡作非为，我立刻上永丰舰，升火驶入东江射击你们，连你们的根据地也一并铲除！现在东江水涨，永丰炮舰可以直行驶入陈炯明的老巢！”孙中山一连拍了三封电报，要求陈炯明立即到广州面商一切，又派人到惠州催驾。但陈炯明拒绝在这个时候到广州。他说，在省城军队撤出之前，他都不打算到广州。显然，他不希望被人误解。陈炯明曾经说过，一旦粤军叛孙，则“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他所不愿意看见的。
1922年6月2日，北洋总统徐世昌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宣布辞职。由于孙中山在护法运动中曾一再发表政治宣言，承诺只要徐世昌下台，他亦将同时下野。因此，舆论普遍认为，徐世昌下台后，停止内战，和平统一，终现一线曙光。6月3日，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两百多位各界名流，联名致电孙中山和广州非常国会，呼吁孙中山实践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宣言，可见这个要求在当时是颇得人心的。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孙中山竟然公然拒绝履行承诺、拒绝辞职下野。顿时，社会各界大失所望。孙中山之前的“护法”革命口号，也因此而露馅，大失民心。甚至段祺瑞都对曹汝霖说：“以前，孙文以临时约法被蹂躏为旗号，闹革命，可是，现在临时约法已经恢复，孙文却还要坚持造反，从今以后，就变成是他不对了。”陈炯明也对孙中山表示不满，说：“我们之所以一直闹革命、试图武力颠覆北洋政府，无非是因为北洋军阀废掉了临时约法、蹂躏了民主宪政，现在既然临时约法已经恢复了，我们自然也就不必造反了。”
6月3日，叶举宣布广州戒严，大街通衢，遍布岗哨。6月12日，孙中山邀请广州报界出席茶会。他决心通过报纸，向陈炯明摊牌，他宣布：我下令要粤军全数退出省城30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压服他。人家说我孙文是车大炮（讲大话），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是用实心弹，而是用开花弹，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但残害六十余营的军人，且惊动全城的居民，不免过于暴烈，但我不如此做去，他们终不罢休。我只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十天之内，做足工夫，对于陈家军，加以纠正。陈家军若改变态度，即不啻如天之福，万一无效，就不能不执行我海陆军大元帅的职权，制裁他们了。（《申报》1922年6月19日）
1922年6月15日深夜，粤军高级将领在郑仙祠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军事政变，驱逐孙中山下台。就在这危急关头，“陈炯明在惠州派秘书陈猛荪持亲笔信劝止叶举……信大意说孙中山出兵北伐如果能胜固好，如其失败，我以陆军部长身份暂将部队调返东江训练，做充分准备，到时仍可收拾残局。陈猛荪持信送到郑仙祠。叶举阅后，当着陈猛荪的面将信掷落地上，说陈炯明不知军事，还说:回东江哪里找吃的？叫陈猛荪回报陈炯明事情已不容不发……陈炯明怒不可遏地把茶盅也打碎了。”
1922年6月16日凌晨，叶举开始行动。但他并不想置孙中山于死地，只想将孙赶出广东，所以在开炮前让人打电话给孙透露了消息，让他赶快逃跑。他们提出的要求，也正是前面蔡元培等人所提出，请孙中山兑现他与徐世昌一齐下台的诺言。孙中山离府后，粤军围攻总统府，要求守军投降不遂，而开土炮“三响吓之”。孙中山登上军舰，海军宣布和叛军开战。根据当年香港中英文报纸和英、美两国外交官的报道，1922年6月17日，孙中山以海军大炮乱轰广州的大标题，炸死无辜平民过百人。
晚年逝世
1925年10月10日美洲致公党改组为中国致公党，推举陈炯明为总理，唐继尧为副总理。1933年9月22日，陈病逝于香港。1935年4月3日归葬于惠州西湖畔的紫薇山。
争议人物
陈炯明政治主张为“联省自治”制省宪，效美国宪法之联邦体制，但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官方历史观点一直认为陈炯明的“联省自治”承认北洋政府国体的统治现状，实质仍会导致变相军阀割据。亦有人认为他是中国联邦宪政的实践者。
刘凤舞历史小说《民国春秋》所描述的陈炯明残杀幼童事件，只有小说作为来源。
1920年12月15日《香港华字报》转载《上海新申报》对陈炯明的评论云：“陈氏为人刚毅果敢沉默寡言，其私人道德，可为南北权要之模范。”章太炎誉陈“清操绝于时人，于广中弥不可得”。孙逸仙曾坦言陈炯明“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俭朴，我也不如”。
无论是国民党主导的国民政府，还是共产党主导的中共政权，在教科书上描述陈炯明都以“逆党”、“叛军”、“叛徒”称之。1990年代以后，部分学者开始对此进行考证，尤其是陈炯明之子陈定炎查阅了当时的大量报刊资料，方才让世人重新认识陈炯明。但陈定炎的资料中也并非全无偏颇。
悲伤的乌托邦
潘采夫在《陈炯明：悲伤的乌托邦》一文做了详细介绍。
全文如下：
历史学家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课本里的陈炯明，是以一个乱臣贼子的面目出现的，作为反对孙中山的可耻下场，来教育一代代天真的小孩。无论国民党史还是共产党史，都将陈炯明描绘成一个军阀，一个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背叛者，一个炮轰总统府的刽子手，他的所谓贡献，总是被一笔草草带过。
不过，折戟沉沙铁未销，时间总能磨洗出一些真相，将近一百年过去了，随着史料的发现，以及意识形态的松动，陈炯明对辛亥革命的巨大功绩，他的自治理想与实验，他与孙中山的恩怨是非，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人们才发现，这是又一位被湮没的辛亥元勋。
1925年，孙中山逝世的时候，陈炯明曾手撰一副挽联：“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 ”在知己相惜的情怀之下，似诉英雄心中不平事。可以看出，在这两位大人物之间，发生了太多的故事。
鲁迅去世的时候，徐懋庸曾写过一副对联挽鲁迅，“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敌，友，知，罪，倒是陈炯明与孙中山这两位辛亥元勋一生关系的写照。
1933年9月，陈炯明去世之时，香港《工商日报》评价道：“国民党死了一个敌人，中国死了一个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