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振（1897.5.10-1983.3.13），古代文学家，教育家，诗人。原名冯汝铎，字振心，自号“自然室主人”。广西北流人。1904年至1908年于本村私塾读书。1909年入北流县立高小。1910年夏，随叔父介民往上海就学，初考上海中国公学未录取，秋，进南洋中学预科。1911年进上海中国公学。值上海光复，各校停课。1912年秋，进南洋中学。1913年，于南洋中学肄业，同年考入交通部上海高等工业专门学校（今上海交通大学）。1916年因病辍学。1917年至1921年任教于广西省立梧州中学。1921年秋至1925年任北流县立中学教员，兼任校长两年。1926年2月至4月，任容县县立中学教员。1927年至1949年，任无锡国立专门学校教师，兼教务主任等职。1937年抗战爆发，无锡国专迁往湖南长沙，1938年迁至桂林、北流，1941年又迁至桂林，从1938年起，至1946年，冯振任无锡国专代理校长。1929年至1936年间，先后兼任江苏教育学院、正风文学院、上海国立暨南大学、大夏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讲师。1948年兼任无锡江南大学教授。1949年11月，受聘于南宁师范学院国文系，任教授兼系主任。1950年南宁师范学院迁往桂林，与广西大学合并，仍任原职。1951年至1953年，专任广西大学文教学院语文系教授。1953年，中南区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广西大学改为广西师范学院（今广西师范大学），仍留院任教。1957年至1966年，任中文系主任，1980年12月30日由区教卫办任命为名誉主任。1976年5月至1979年6月底，承担国务院下达的修订《辞源》的任务，担任修订小组顾问。文化大革命初，曾以“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罪名受到审查和批判，1984年11月平反。其骨灰安放于南宁革命陵园。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常务委员。
冯振先后师从国学大师陈衍先生、唐文治先生。一生治学严谨，见解独到，著作颇丰。诗学论著《诗词杂话》、《七言律髓》、《七言绝句作法举隅》等，精选唐代至清代的各家诗作进行分类比较研究，并对我国历代诗话、词话加以阐发，从理论上充实了我国古典文学理论宝库。其先秦诸子研究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传统研究方法，又运用西方新学的某些科学理论对诸子学说的义理加以新的解释，以《老子通证》、《荀子讲记》、《韩非子论略及提要》及《吕氏春秋高注订补》最受学界关注。文字训诂学著作有《说文解字讲记》。善诗文，尤善七言格律，坚持自然诗学观，提倡写诗要自然真率，反对浮华雕琢，提倡创新变化，反对因袭模仿。一生创作近千首诗词，大都收在《自然室诗稿》中，风格“颇似诚斋”（朱东润语）而又“胜于诚斋”（周振甫语），享有“广西才子”之称。平生所作短文，多散见于建国前所编《覆瓿集》及建国后国内各报刊、杂志。他除精通古典文学外，还精通中医，于文、史、哲、经、教乃至农、林、工、数，皆有所学，上追孔孟老庄，下达宋明理学。且熟习英文，曾以英文论文考取留学美国（后因经济问题未能成行）。在梧州中学任教时，曾以英文原版的几何、代数为课本，向学生讲授。
冯振长期于高校任教中国古典文学、历代散文韵文选、文字学等课程，坚持教育事业，注重培养后学。抗日战争期间，上海沦陷后，曾率领无锡国专师生南下桂林，后两次迁往家乡北流，自筹经费，继续办学。解放后，亲自登台讲学，强调因材施教、知能并重，探讨了一种用现代教育管理方法培养国学研究人才的有效途径，为后来现代教育模式的建立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他以师徒方式培养青年教师，并与彭泽陶先生等一些老教授共同开设多门专题课，亲自讲授的课程就有《训诂学》、《老子通论》、《荀子》、《庄子》、《文心雕龙》、《唐诗律》等。当代学者周振甫、马茂元、冯其庸等为其高足弟子。生前曾将个人藏书线装古籍495部，含1787册，平装书51部，含80册，共计1867册全部赠送学校。广西师范学院于1983年元旦庆祝冯振执教六十八年的题词为：“明德慎行老寿星，丹心一片育芳馨。太湖柳绿漓江碧，春满青山祝晚晴。”。
冯振一生一直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身份从事培育人才的教育工作，积极参加各项民主改革运动，追求进步，积极要求参加共产党组织。曾先后四次递交入党申请书，但由于十年动乱，终未能如愿。
明德慎行 丹心育芳
冯振自幼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教育，主张先人品，后学问，在人品修养上堪为一代宗师。他在自传中说：“遇人接物，一任直率，不翕翕然热，唯期淡而可久。然而公私之辨甚严。私事重情，公事则任法。”他是一位独善其身的儒者，因此与道家风范相沟通，有着坚贞执著的追求并保持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良知。他融儒家的积极进取，墨家的简约朴素，道家的清新淡泊于一体。淡泊名利，涵养深沉，与人为善，以诚待人是他处世为人的准则。
说起冯振品德之高洁，不能不说说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无锡国专是以我国传统文化为教学及研究对象的高等学校。它建立在“五四”运动后第二年，它的出现可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国学的激进否定态度有关。它的创立者国学专家唐文治校长是光绪进士、清廷商务部长、上海交大校长。国际联合会教育科曾派遣唐克尔·培根考察国专后说：“这所学校是纯粹中国化的学校，中国固有文化仅赖此校一线维持。”1949年，改名中国文学院。从1927年开始，冯振在此工作了17个年头。
抗战期间，国难当头，冯振不顾个人安危，协助唐文治校长把学校从沦陷区无锡转辗搬迁到武汉、长沙、桂林、蒙山、昭平、北流。当学校迁到桂林时，唐文治患眼病几失明了。冯振义不容辞接受委托、代理校长。他全身心投入，历尽千辛万苦，八方募捐借款，维持师生生存。1938年，国专从桂林疏散至北流，在那段期间，冯振已先后失掉三个儿女，可为解决师生的吃住问题，仍动员全家搬空房子让给学校办学。家庭庞大的藏书库也做了校图书馆。他变卖家产，毁家兴学，还多次把家里的粮食拿出给师生解决断炊之难，使学校得以正常运作。
1942年，无锡国专从北流迁回桂林，为了筹集办学经费，冯振与梁漱溟商量成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董会，由梁漱溟出面请李济深担任董事长，黄绍竑、梁漱溟、李任仁、刘侯武、黄星垣等名流为校董。为国专筹集了一大笔经费，在桂林兴建校舍，扩大招生，办得特别红火。无锡国专在他担任代理校长期间，办成了享有盛名的国学人才培养基地。得到广西上层和地方人士的欢迎，认为“国专在广西开一代学风”。
建国初期评定职称，冯振被评为教授四级，明显与他的资历水平不相称。然他却说：“名利问题，千祈莫争。”1950年，当过无锡国专校长的冯振已是国内著名的国学研究专家，因需要，他却毫不犹豫地把时任的南宁师院中文系主任的职位交给刚从香港回来的林焕平。从校长到系主任再到教研组长，他连降三级，都毫无怨言。
治学严谨 执教醇笃
作为一个学者，冯振治学严谨，博采各家之长，治成独家见解，有难解的国学情缘；毕生爱好和主要精力都放在治诗、治先秦诸子、治宋明理学及古文辞上，能诗善文，尤擅长七言格律诗，一生创作诗词1000多首，反映了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思想感情。他的著作颇多，诗学论著以《诗词杂话》、《七言律髓》、《七言绝句作法举偶》为代表，最受学术界的称颂和好评。他对先秦诸子研究，著作以《老子通证》、《韩非子论略及提要》、《荀子讲记》和《吕氏春秋高注订补》为代表，最受学术界关注。他的《说文解字讲记例言》既是一部独辟蹊径、见解独到的学术著作，又是一部让学生开阔视野、对比归纳、独立深思、创造性学习和研究的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他的学术思想及在国学研究上的成就早在三十年代就为国人所瞩目和赞许。钱钟书说他：“学者津梁，舍此安孰？”他对古籍十分熟悉，谈起来如数家珍，他对古代诗词记诵之博，到了使人吃惊的程度。除了精通古典文学外，还长精中医，能开处方为师生、朋友治病，文、史、哲、经、教乃至农、林、医、工、数，皆有所学，上追孔孟老庄，下达宋明理学。且熟习英文，曾以英文论文考取留学美国。在梧州中学任教时，曾以英文原版的几何、代数为课本，向学生讲授。
冯振长期在高校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历代散文韵文选、文字学等课程，十分强调因材施教、知能并重，让学生学以致用，对社会多作贡献。他深谙中国传统治学方法的精义，并且探讨了一种用现代教育管理方法培养国学研究人才的有效途径，为后来现代教育模式的建立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他的学术著作都是在长期教学实践的基础上，修订教学讲义逐渐提炼而成，这种把古典学术与今人的现代阐释结合起来的表述方法，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也是十分优秀的综合性教材。当时广西师范学院（现广西师范大学）师生称颂他是“明德慎行老寿星，丹心一片育芳馨”。
冯振读书、著作、执教都十分严肃、认真、对自己、对学生要求都很严格。他在《冯振小传》中写道：“平生读书，好首尾无间，一字不轻放过，或随手校勘，丹黄遍其上。”他常常教育学生，读书最忌囫囵吞枣，对所学过的辞章、义理要反复推敲、琢磨，力求理解，融会贯通，使之成为系统的知识。
他从事国学研究、教学和文学创作，很强调“知”和“能”。他认为，作为一名文学教育工作者，知是主要的，因为只有知才能像木匠一样示人以规矩，准确无误地向学生传授好知识。他从事教育工作68年，长期研究和讲授诸子，不仅义理熟习，阐释深刻，见解独到，而且善于运用逻辑方法，立说讲解，深受学生欢迎。冯先生长期在各高校讲授文字学，对《尔雅》、《说文》及清代训诂学研究笃深。他研究《说文》，博采众家之长，融冶成自己的见解。他对诗词的研究、教学、评论和创作，成就尤为突出。他的《诗词杂话》、《七言律髓》、《七言绝句作法举隅》是长期研究的结晶，不仅对自唐代到清代各家诗作了精选并分成门类进行比较研究，归纳出其特征、特点，而且也对我国历代诗话、词话作了精辟的阐发，从理论上充实了我国古典文字理论宝库。
“颇似诚斋”“胜于诚斋”
冯振对中国古典文学不但知之渊博，而且能诗善文，尤擅长作七言格律诗。他一生创作的近千首诗词，大都收集在《自然室诗稿》里。
同为北流人的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安徽大学校长陈柱尊曾说冯振的诗“本得于乾坤之狷气”，“能以学问涵养勉至于中”。中国古代文学及各体文学专家朱东润、中国古典诗词、文论专家周振甫则都认为冯振诗风格“颇似诚斋”而又“胜于诚斋”。
“诚斋”是南宋杰出爱国诗人杨万里的号。朱东润、周振甫如此评价冯振的诗一点也不过分。他的自然室诗自然率真，平易近人，活泼新鲜，毫无矫揉造作与雕镂刻削。他认为：“无病呻吟等噪蝉，情真才有好诗篇。英雄慷慨红颜怨，一样伤心为盛年。”(《自题诗集》)
冯振的诗词生动、形象地反映了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思想感情，蕴藏着希望、进取和追求。他的艺术风格超群卓尔，做诗填词，从不学一人，从不宗一派，上起《诗经》，下及晚清，无所不学，兼容并蓄，自成一体。“转益多师是汝师，杜陵心法不吾欺。中兼汉魏包唐宋，上溯洪荒下近兹。”（《自题诗集》）他在《题吕方子诗存》中说：年来我论诗，避直取曲邃。景是眼前景，字是寻常字。及其写之出，迥异常人意。深入如螺丝，层层发其秘。却又非艰深，故以文浅易。所以人读之，每有味外味。
感愤伤时 爱国忧民
冯振的时事感怀诗，感时忧国，抒写怀抱，表现出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写于1916年的《读岳武穆文文山诗有感》云：“慷慨思将卫霍俦，无情逝水怅难留。男儿不向江边老，壮志应先天下忧。胡虏只今污净土，河山何日返神州。遗诗读罢还长叹，感愤伤时涕泪流。”那时正是北洋军阀统治最黑暗的时期。诗人读岳飞、文天祥的诗，联想到祖国遭外族凌辱的惨痛现实，感叹卫青和霍去病那样的爱国名将如流水而逝，抒发了自己热爱祖国的壮志情怀。
在冯振早年的诗歌创作中，就涌动着一股强烈的忧国报国之情。在《感愤》五首中，诗人描写道：“四海困穷狼入室，陆沈凄惨旧神州”、“蓟北烽火连海岱，江南杀气暗潇湘”，揭露了旧中国内乱外患的现实，大声呼吁“四海兄弟应急难，莫教深负脊令诗”，最后诗人说道：“伤时语苦千篇少，救国心雄一剑知。”报国之心，天地可感。
1932沪淞会战，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日军侵略，诗人又作《感愤》：“孤军御寇两旬余，日日欣闻报捷书。谁料天生杀贼手，依然窗下注虫鱼。”为自己未能血战沙场亲手杀敌而遗憾。由于国民党奉行不抵抗政策，与日本签订了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诗人悲愤而作《哀闸北次张豫泉先生韵》，揭露日寇侵华野心，歌颂十九路军将士的爱国精神，痛斥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诗人还写了不少诗作控诉日寇暴行，同情民众苦难，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责任感。在《避寇蒙山闻容县陷敌焚烧极惨我军与之激战》中诗人希望中国军队“快驱残寇靖乡闾”。在《桂林柳州相继失守悲愤填膺感而赋此》中诗人悲愤写道：“十万灾黎抛掷尽，宜山西望泪难收。”
冯振还有一些诗在描写山水风物中抒发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原野何寥阔，春归泪眼中。众山遥带雨。一水远浮空。民已三年战，今成四海穷。干戈悲未息，临眺气如虹。”（《野望》）“芦苇萧萧野水愁，采菱人去剩空舟。孤村已是惊鸡狗，胜地偏教列剑矛。万顷湖光添杀气，八方烽火扰群鸥。伤心欲向虞姬石，何以当年楚汉秋。”（《万顷堂》二首）简直和“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杜甫《春望》）“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杜甫《登楼》）一类爱国诗篇异曲同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