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三良

　　奄息、仲行、针虎三人合称“三良”，都是杰出的人才，他们为秦穆公殉葬，历代多有咏“三良”的诗文。《左传·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诗经·秦风·黄鸟》就是秦国人民为哀悼“三良”及一百七十多个无辜牺牲者而创作的，表示了对残暴统治者的控诉与谴责。陶渊明的这首诗，则完全称赞三良的行为，其目的显然不在咏史，而是借咏三良之事，表彰张袆不肯毒死零陵王而自饮毒酒先死的尽忠行为。

　　全诗可分五个层次，每四句为一层。前面三个层次描述了“三良”怎样由贪仕而一步一步地走向誓愿追随君主于地下的，说“三良”终年殷勤服侍秦穆公，因而受到宠爱和信任，为了不忘厚恩，“三良”实践诺言，心甘情愿为秦穆公殉葬。第四层次赞颂了三良赴死的高义，这与陶渊明的“士为知己者死”的节义观是有关的。第五层次，诗人表达了《诗经·秦风·黄鸟》同样的悲悯。结尾说“泫然沾我衣”，其原因除了为三良的死而悲伤，为三良的忠情谬露（本不该流露，仕途险恶，伴君如伴虎）而遗憾外，恐怕更多的是对那惨绝人寰、灭绝人性时代的谴责，为良人的愚忠而悲哀。

　　从整体上看，作者是从仕途可畏这个角度来吟咏三良的。苏轼的《和陶咏三良》“仕宦岂不荣，有时缠忧悲。所以靖节翁，服此黔娄衣”最得此诗主旨。

　　“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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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秋节是我国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节期为农历八月十五，是日恰逢三秋之半，故名“中秋节”，也叫“仲秋节”；又因这个节日在秋季、八月，故又称“秋节”、“八月节”；又有祈求团圆的信仰和相关节俗活动，故亦称“团圆节”

　　《桂枝香·吹箫人去》是南宋刘辰翁的一首词，在中秋佳节之际，回忆团圆，显示出了词人淡淡的忧伤。

　　中秋之日，月圆人离，不免伤怀。作者为南宋末年著名的爱国诗人，宋亡不仕。本文通过写景、抒情的双重手法对这团圆之日进行描绘，通过情景交融的方式道出国破家散的心酸感受。

　　词的上片写景，描写了中秋月夜。

　　下片抒情，联想到明年到何处，进行了人与人的对比，写出了人间的悲欢离合，对亲人的思念，更是对亲人团圆的一种渴盼。

　　“明君”即昭君。这首诗写昭君远嫁。《王明君》属《相和歌辞·吟叹曲》之一。

　　汉朝宫女王昭君远嫁匈奴单于呼韩邪的故事，因为故事精彩、寓意丰富，自汉代以来就在民间广泛流传，不仅赢得了老百姓的喜爱，也成为历朝历代文人墨客经久不衰的一个创作题材。千百年来，产生了许多动人的民间传说，而且以王昭君故事为题材创作的诗歌、小说、戏剧也多得数不清。唐朝大诗人李白的《王昭君二首》，就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作品。

　　公元752、753年（唐天宝十一、二年）间，李白继幽州之行又有一次漠北之行，他离开幽州南下魏郡又沿太行北上，入河东道，至云中郡，而后北行至单于都护府凭吊昭君墓，写下《王昭君二首》。因为对于昭君出塞，李白满怀惋惜之情，所以诗歌通篇都弥漫着一种伤怀、伤感的气氛。

　　第一首诗一开头就用一个“月”字，来烘托昭君远嫁匈奴的伤感主题：中原汉家的月亮，那光华跟随着远嫁匈奴的昭君。然而她一踏上通往玉门关的路，就如同去了天涯，永不回归。“月”在这里既代表家乡的月亮，也代表故乡、故国。然而一个小小的玉门关，竟会把这一切无情阻隔。回望家乡那轮圆月，就要在眼前永久消失，这种生离死别的感觉，不能不让人平添几分惆怅。

　　接着诗人又以“月”字发出忧伤的慨叹：汉家的月亮到了明天又会从东海升起，但昭君西嫁，却是一去不返。这种别离，让诗人既感到无奈，又感到无望，所以更加重了忧伤的思绪。诗人又提到了燕支山，在诗人看来，匈奴那里的燕支山，终年酷寒，不生草木，只有落雪作花，所以诗人想象，昭君嫁到匈奴，就连曾经倾国倾城的美貌，也憔悴衰老，埋没在黄沙滚滚的塞外。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却是汉代后宫的画师，昭君她生前没有黄金送给后宫的画师，死后也只留下一座青冢，令后人凭吊，扼腕叹息。

　　关于“枉图画”，有一个传说，昭君曾作为掖庭待诏，被选入汉元帝的后宫。当时其他宫女为了早日博得恩宠，都用黄金贿赂宫廷画师毛延寿，希望把自己画美，被皇上选中。独有王昭君自恃貌美，不愿行贿，所以毛延寿便在她的画像上点上丧夫落泪痣。昭君便被贬入冷宫三年，无缘面君。把昭君所谓的“悲剧”和宫廷画师相联系，尽管有些牵强，却更能加深悲伤的主题。

　　第二首诗写昭君拂净了马鞍，流着眼泪上马向西而去.。“今日”还是汉朝的宫里人，“明朝”就是匈奴单于的妻妾了。按照丁启阵先生的说法，当诗人到写第二首时，似乎情无以堪，只能勉强完成一首五言绝句，不同于第一首的五联十句。

　　昭君出塞的故事，历来都被人写作多种主题。李白的这两首诗尽管走的是悲悯伤情路线，读来仍然让人伤怀、感动。

　　七夕是中国传统节令之一，相传在七夕的晚上牛郎织女一年相会一次。据《荆楚岁时记》记载，这天晚上，妇女们纷纷以彩色线穿七孔针，于庭院中陈列瓜果乞巧。民俗流风所及，七夕也成为六朝诗人咏歌的热点。除了歌唱牛郎织女外，“七夕穿针”的作品也不在少数。如梁简文帝萧纲诗“怜从帐里出，想见夜窗开。针欹疑月暗，缕散恨风来”、刘遵诗“步月如有意，情来不自禁。向光抽一缕，举袖弄双针”。柳恽的《七夕穿针》，虽然题材也是传统的闺怨，但比起前面各家来，诗的内容更加丰富，意境也开拓得较深。

　　诗歌发端“代马秋不归，缁纨无复绪”，且不提七夕穿针，而先说明丈夫从军代地（今河北、山西北部），妻子独处闺中，各色衣裳，无心料理。然而瞬间已到七夕，须为丈夫打点冬装，于是归结七夕穿针这一诗题：“”旧注引《周礼·春官》中“中秋夜，击土鼓、吹豳诗以迎寒”解释“迎寒”，似乎牵强。这两句诗使用修辞中的“互文格”，即“映月迎寒，抽纤缕理衣缝”，在月光下迎夜凉、穿针孔、缝衣衫。单纯的穿针娱乐变为实际的裁衣寄远，于是民俗与社会问题浑融浃洽，天衣无缝。下文便描写女主人公飞针走线时的容貌神情。“”的皪，光亮鲜明。连娟，纤细弯曲。眼波媚丽，奈何凝愁远望；眉山春妍，只是紧蹙不舒。全无佳节兴致，更添独居抑郁。这是人物的正面描写。接着诗人再从侧面对环境进行渲染：“”玉柱，这里代指筝瑟等乐器。罗衣沾露，只为伫立已久，可见时已夜深。秋风拂弦，可见心绪撩乱，置琴不顾。清露点点，微响悠悠，两句勾勒出一片凄清氛围，蕴含着恍惚失神的人物形象。结尾转到人物心理：“”一夜光阴大半流逝。残夜馀光欲留无计。寥寥十字，辞约义丰，既是慨叹牛郎织女欢会短暂；又是自伤良宵虚度，比之牛郎织女，尤为不及。这两句将节日与日常生活收束合一，将人生感慨与神话传说收束合一，将世间凡人与天上星宿收束合一。神韵超远悠渺，耐人寻味。

　　此诗的人物描写，堪称细腻。随着时光的推移，由夜晚到中宵再到残夜，或是穿针缝衣的举止，或是颦眉含愁的神情外貌，或写幽清环境，或状嗟伤心绪，移步换形，内涵充实。从而使整首诗歌也显得清隽雅丽，卓然出群。正如清人陈祚明所说的，“柳吴兴诗如月华既圆，云散相映，光气满足。”（《采菽堂古诗选》卷二十五）

　　“明君”即昭君。这首诗写昭君远嫁。《王明君》属《相和歌辞·吟叹曲》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