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自成一家
李孝光是元代中后期重要文学家，在江南一带负有重望，同当时文坛名流如萨都剌、张雨、张翥、柯九思、杨维桢、顾瑛等频相往还唱和。集中寄酬萨都剌诗多达三十题五十首，可见两人交往的深密。张雨《寄李季和》云：“孰与言诗李髯叟，一日不见已为疏。因观故京来白下，载闻新作过黄初。”柯九思称其“词甚奇古”；杨维桢比为“李骑鲸”；顾瑛言“诗文自成一家，为东南硕儒”，并予推崇。
元代泰定四年（1327）至天历元年（1328）间，李孝光与杨维桢相遇吴下，促膝谈诗，志趣投契，相为莫逆。其时李维桢资望尚浅，而两人才情相匹。他们共倡乐府诗创作，团结和影响了江南一批作家，竞相唱和，蔚为风气。对此杨维桢在《潇湘集序》中曾有简要说明：“余在吴下时，与永嘉李孝光论古人意。余曰：‘梅一于酸，盐一于，饮食盐梅，而味常得于酸之外。此古诗人意也，后之得此意者惟古乐府而已耳。’孝光以余言为韪，遂相与唱和古乐府辞。好事者传于海内，馆阁诸老以为李、杨乐府出而后始补元诗之缺，泰定文风为之一变。”
由于李、杨首倡，参与者又大多为浙籍诗人及靠近浙江的苏吴诗人，后来学者名之为浙派古乐府运动。这是元代中后期的一次诗歌革新运动，影响深巨，它后来被称为“铁雅诗派”而风行元季明初诗坛。
李孝光的乐府体诗（包括骚体及部分古体歌行）创作，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拟古创新，用古调写新辞，多为即兴命篇。二是以古音协韵，运用《诗经》、《离骚》的韵字，意在摆落时调，寻求别样的韵味。三是善用比兴引喻，语有寄托，风格上出入二李（李白、李贺），造意瑰奇，富想象力。四是切近社会现实，有所为而作，或咏怀抱，或讽时事，继承了汉魏乐府的写实精神。明宋绪《元诗体要》称其《吴趋曲》、《采莲曲》“有魏晋风格”。
《箕山操为许生作》是他乐府辞的代表作：“箕之阳兮，其木樛樛。箕之冢兮，白云幽幽。彼世之人兮，孰能遗我以忧。虽欲从我兮，其路无由。朝有人兮，来饮其牛。”
杨维桢对李孝光的创作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乐府诗尤长于兴喻，海内学者喜诵之，故至正文体为之一变云。”李孝光卒后，他痛感失去知音和作诗的对手，深表怀念，读诗至感激处，乃大呼“安得起吾季和而见之，宁不为之击节而起舞乎？”
李孝光家世雁山北麓的大荆，对故家山水最有会心，触处感赋，无不曲尽其妙。他以丰富多姿的游记和诗词创作，塑造了雁荡山的文学形象。其中《雁山十记》是继唐柳宗元《永州八记》后又一山水记系列名篇，文笔简峻，意味隽永，刻画精细逼真，元明以来，传诵很广，收入各种文学的选本。历代的名作家如黄宗羲等人对其也非常推崇。
他善于渲染环境，烘托氛围，突出人的感受体验，创造独特境界，达到耸动的效果。《始入雁山观石梁记》后段云：“月已没，白云西来如流水。风吹橡栗堕瓦上，转射岩下小屋，从瓴中出，击地上积叶，铿镗宛转，殆非世间金石音。灯下相顾，苍然无语。夜将半，设两榻对卧。子约沾醉，比晓犹呼其门生，不知岩下宿也。”
“李、杨”齐名，人们多注重李孝光的乐府古体，其实他的近体律绝也很有成就。清代康熙年间著名学者顾嗣立《元诗选二集》选录五峰五七言律一百十二首，意犹未足，复举摘十数联附后，称“皆极新警之句”。四库馆臣《五峰集》提要曰：“近体五言，疏秀有唐调；七言颇出入江西派中，而俊伟之气自不可遏。”
五律如《天台道上闻天香》：“八月天台路，清风物物嘉。晴虹生远树，过雁带平沙。日气常蒸稻，天香喜酿花。门前五株柳，定是故人家。”清隽秀朗，风韵绝佳。
七律的创作成绩更大，风格呈多样化，咏物、怀古、行旅、别情，皆有出色之诗篇，如《送古淡上人用张仲举韵》：“夜闻石鼎车声苦，梦绕扬澜浪蹴天。狂客还寻破虱录，清童解答野狐禅。水来巴蜀如衣带，云断中峰见岳莲。恨杀秦淮旧岁月，向人离别照年年。”《白沙早程》：“听得邻鸡便问程，前涂犹有客先登。官河半落长桥月，僧塔疏明昨夜灯。古渡潮生鸥浸梦，野田风急浪归塍。雁山喜入新诗眼，踏破秋云最上层。”
李孝光咏雁山的律作多首，每有胜韵，如《次陈辅贤游雁山韵》：“竹杖棕鞋去去赊，一春红到杜鹃花。山椒雨暗蛇如树，石屋春深燕作家。老父行寻灵运宅，道人唤喫赵州茶。明朝尘土芙蓉路，犹忆山僧饭一麻。”写景新异，兴会独到，风调绝似放翁。
他善于模写乡土风物和村野景趣，如《十里》：“官河十里数家庄，石埠门前系野航。梅月逢庚江雨歇，稻花迎午水风凉。桥横自界村南北，堠断谁知里短长。倦矣野塘行瘦马，云山杳杳复苍苍。”轻俊畅朗，于浑朴中见工致，可以看出晚唐诸家和南宋陆、杨、范的影响。
李孝光七言绝句现存二百三十九首，数量最多。如《天台道上闻天香写赠胡仲宾》：“万斛天香夜气收，晓风凉月酿清秋。诗人试与评花品，定是人间第一流。”
李孝光留存的词作，篇数不多，却甚有特色。清藏书家丁丙谓：“其词跌宕流利，无绮罗纤秾之态，殆得于山泽间清气者深也。”十分恰当地概括了他的词风。胡玉缙言其词同他“风骨遒上”的诗风相表里，“一洗元人靡丽之习”。又谓：“杨维桢作《陈樵集序》，举元代作者四人，以孝光与姚燧、吴澄、虞集并称。今观其词，殆与集相伯仲，以视澄之因辞见道者，此似转出其上矣。”极为称誉。
词作特点
李孝光今存词27首，大部分抒写隐居情趣，其中多涉及对出处行藏、人生荣枯宠辱的看法。他的《鹧鸪天》中“龙门他日文章客，雁荡今朝行地仙”和《满江红》中“富贵何须囊底智，功名无若杯中酒”；“百万苍生正辛苦，到头苏息悬吾手”，都表现出他爱君忧民的正统儒家思想。他的词作大多有真切的思想感情，如写田园风光的《念奴娇》，描绘了江南暮春的农村风物，文字淳朴自然，表现出隐居之士恬淡的心境。而写送别的《水调歌头》二首，惜别中又勉强作慷慨语，然而又禁不住道出凄凉之意，表现了一种复杂的感情。
李孝光的词直抒胸臆，易读易懂，但不够含蓄。他的诗也如此，像《游艮岳》说：“一沼何堪役万民，一峰将使九州贫。江山假设方成就，真个江山已属人。”但从内容上看，他的一些诗如《桐江》、《柳桥渔唱》、《衡门有一士》等，含有对人世的不平之鸣。今存著作有《五峰集》11卷。
李孝光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出生在温州路乐清县淀村（今为大荆镇五峰社区田岙村）一个世代隐处耕读、文化氛围浓厚的士农家庭，从小受到良好教育。五岁跟从祖母习读《孝经》、《论语》、《孟子》，六七岁更授《尚书》、《诗经》及古文辞。“凡奇字妙语，皆从大母得之。”少年孝光，聪颖好学，他说：“我昔年十二，开口作词赋。”又说：“我昔为儿时，看书不停手。十二作文赋，点笔赋鹦鹉。长者见之骇，云出诸父口。”
少时李孝光从舅氏处获读外祖谢隽伯（谢灵运留在温州的后裔）诗卷，极受鼓舞，激发了他奋励上进的热情。在《谢山人诗卷为鹤阳外祖题》中说：“忆吾为儿时，将命父母傍。舅氏袖钜简，有作似季唐。云是而外祖，遗此手泽芳……吾今在牛下，坐须羽翮成。天子正好文，去献明光宫。”随后他从学天台方仪，在那里接受了宋儒朱熹的学说。
青年的李孝光，志气轩朗，又倔强自负，“功名不经意，自谓可拾取。”但仕进遭受挫折，乡贡时被黜落，这于他打击不小，于是筑室家乡五峰山云霞洞（又名普庵洞），名白云舍，授徒讲学，因此以五峰自号。他生性倜傥豪放，熟谙经籍，学问醇厚，又教育得法，名誉日闻，“四方之士，远来受学。”元代至顺三年（1332）他应江南诸道行御史台聘，任职昇州（今南京）积庆学宫，“昇士从之如云”，是一位深受学子欢迎的好老师。元末明初著名学者朱右、陶宗仪俱出自他的门下。
李孝光壮岁曾游历南北山川名胜，凌天台，探禹穴，济钱江，揽西湖、姑苏、维扬、金陵、淮南诸景，足迹遍及匡庐、少室、泰岱、恒岳。其间往返会稽（绍兴）、钱塘（杭州）、平江（苏州）等地，寓居建康（南京）十数年之久。他深通儒术，满腹经纶，明乎古今治乱兴亡之理，怀有“致主尧舜”、匡时济世的远大志向，然而得不到施展抱负的机会。
中年之后，李孝光曾有强烈的出仕从政愿望，同政界人物也广有来往，但他励志自守，不愿屈身侥幸图进，希望能以体面的方式获任朝廷，用布匡济方略，报效国家。元代泰定二年（1325），怀王图帖睦尔（武宗次子，明宗弟，后即位为文宗）出居建康（南京），李孝光特被顾遇，“受知梁王（怀王）”。至顺元年（1330）秋，相国赵世延养疾金陵，李孝光出入赵府，深受鲁公器重。侍御史郭干卿曾将他的《春秋述始》称扬于朝，“而天下士大夫始知有公”，出身贵胄又擅才名的泰不华“以师事之”。
元顺帝至正七年（1347）十二月，李孝光终于获得朝廷召聘，这时他已六十三岁了。次年四月至京师，顺帝御明仁殿召见，授官秘书监著作郎。自是数获召见。不久，顺帝御宣文阁，与语宋儒性理。帝悦，升任秘书监监丞。但李孝光在朝任职没有多久。至正九年（1349）七月，右相朵儿只、左相太平相继去位。他目睹政局变化，自觉在朝中失去依靠；况且秘书监丞也只是一个号为“清贵”的闲职，不能有所作为，便以老病请辞。至正十年（1350），他以奉训大夫、秘书监丞致仕。这年四月，南归途中病故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