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

　　此诗作于元朝至元十八年，即公元1281年，是文天祥平生度过的最后一个除夕夜。这一首诗，诗句冲淡、平和，没有“天地有正气”的豪迈，没有“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慷慨，只表现出大英雄欲与家人共聚一堂欢饮屠苏酒过元旦的愿望，甚至字里行间中透露出一丝寂寞、悲怆的情绪。恰恰是在丹心如铁男儿这一柔情的刹那，反衬出勃勃钢铁意志之下人的肉身的真实性，这种因亲情牵扯萌发的“脆弱”，更让我们深刻体味了伟大的人性和铮铮男儿的不朽人格。

　　《除夜》一诗，没有雕琢之语，没有琐碎之句，更无高昂的口号式咏叹。可是，我们仍旧感到心灵的一种强烈震撼。无论时光怎样改变，无论民族构成如何增容扩大，无论道德是非观念几经嬗变，文天祥，作为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作为忠孝节义人格的伟大图腾，万年不朽，颠扑不灭，仍会是在日后无数个世代激励一辈又一辈人的道德典范。

　　这首诗写除夕之夜，主客潦倒略同，同病相怜，于是一人吟诗，一人踏歌起舞，以互慰寂寞、穷愁，表现了两人相濡以沫的深厚友谊，写得情真意切，凄婉动人。

　　诗一开头，便直言不讳地和盘端出诗人的牢骚和不平：“岁晚身何托？灯前客未空。”明亮的油灯前，客人们正在兴高采烈地喝酒猜拳。这些客人们大都已得到了一官半职，生活有了着落，所以他们是那样无忧无虑。而诗人这一年又过去了，依然像无根的浮萍，随风飘荡，无所依托。除夕之夜，本应合家团聚，可妻子儿女却在远方，难以相见；一年终了，诗人托身何处仍无结果，心中感到抑郁不平。

　　“半生忧患里，一梦有无中。”这一年，诗人已三十四岁。古人说：“三十而立。”而诗人的半辈子却在忧患中度过，虽有才华，却无处施展；虽有抱负，却无法实现，只好在梦中寻求理想，寻求安慰。可梦境和现实截然相反。“有”，是指梦境，“无”，是指现实。梦中，抱负有地方施展，理想有可能实现，还有欢笑、有团圆、有衣食、有房舍……应有尽有；而现实中却一无所有。

　　“发短愁催白，颜衰酒借红。”严酷无情的现实粉碎了诗人美好的梦幻。眼见光阴流逝，愁白了头。这里说“发短愁催白”，他的头上不一定真有白发；说“颜衰酒借红”，他的颜面也不一定真的如此衰老。诗人这年才刚刚三十出头，在作于同年的《次韵答邢居实》中，诗人也说：“今代贵人须白发，挂冠高处未宜弹。”王直方以为“元祐（指1086-1094）中多用老成”，所以苏轼、陈师道、秦观皆有“白发”句（《王直方诗话》）。诗人此写愁催白发，酒助红颜，无非是表示愁之深、心之苦罢了。杜甫、白居易、苏轼、郑谷等人都曾写过类似的诗句，但诗人此联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对仗更工整，且恰如其分地表现了诗人当时的窘况，带上了他个人特有的主观色彩。

　　“我歌君起舞，潦倒略相同。”愁不能胜，苦不堪言，满腹牢骚，无人诉说。座中只有当时也是“布衣”的秦少章与诗人遭遇处境略同，可以作为他的知音了。所以在发泄了一肚子的不平之气后，诗人和秦少章一起唱和，两个“潦倒略相同”的人，用歌声来排遣满腹愁绪。这一晚是除夕之夜，他们只希望来年再努力了。全诗针对题目收住，把前面的意思放开，在低沉压抑的气氛中透露出一丝亮光，却正衬出诗人无可奈何的心情。

　　诗中体现了诗人不幸的遭遇和愁苦的心境，也体现了诗人那种对理想执着追求的精神。诗人并非仅仅哀叹时光的流逝，他做梦也希望能一展平生抱负，他为理想不能实现而郁郁不乐，而愤愤不平。此诗正是他的一曲高唱，情词奔骤、意气挥霍。

　　这首诗选用诸如“辞”、“去”、“带”、“入”、“舒”、“卷”等一系列动态词语，娓娓道来，贴切自然，清新可读。它属初唐难得的好诗之一。

　　第一，二句“暮景斜芳殿，年华丽绮宫。”以夕阳斜照、“年华”把芳殿、绮宫装扮得更加金碧辉煌来点明皇上于宫苑逢除夕，暗示题旨，给人以富丽堂皇之感。

　　第三，四句“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紧承首联指出除夕是冬春交替之际——冰雪消融，寒冷的隆冬过去了；暖气回升，和煦的春天来到了。在这里，诗人从时令的转换角度给人以温馨的快意，酿造了一种暖洋洋、乐融融的节日气氛。

　　第五，六句“阶馥舒梅素，盘花卷烛红。”出句叙写梅花绽开，阵阵飘香。进一步渲染了春意。对句紧扣首联对句突出宫中守岁的景象：宫廷内外．张灯结彩，光辉灿烂；摆上供品，敬神祭祖，守岁辞旧。显得热烈而庄重。

　　最后两句“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紧扣“守岁”，由宫廷而至天下，推而广之．概述举国欢庆、共度良宵，辞旧迎新的普遍现象，从而浓化了宫苑守岁的热烈气氛。

　　此诗作于元末明初战乱之际。客游外地，寄寓他乡，古人对这种生活很难适应，总有一种飘零之感。飘泊在外对古人来说是人生的不幸，除夕佳节期间仍然不能还家，更是莫大的不幸。这首诗就是作者在除夕那天旅居外地所写，道出了佳节期间滞留外地的苦闷与无奈。

　　这首诗从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围坐一起共度元旦的盛况写起。“笑语哗”可以想见当时的热烈情景。欢声笑语此起彼伏，一浪盖过一浪。蒋介石此时正加紧实施其反共阴谋，一边策划军事进攻，一边政治上排挤共产党，耍弄两面派手法。这样办事处的同志肩负的担子更重了，环境更为恶化；他们一面要揭露蒋介石的真反共、假抗日的阴谋，把事实真相告白天下，并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另一面还要阻止蒋汪合流的趋势，分化、瓦解敌人，孤立少数顽固派，团结大多数以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办事处的同志时刻感受到肩上担子的份量，一直兢兢业业地工作，但也没有完全放在心上，而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好整以暇，谈笑自若。他们坚信困难只是暂时的，正像乌云过后是晴空，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况且过去的这一年，对于我党和办事处来说都是艰难、紧张和坎坷备至的一年，新的一年的来临总会给人带来一线希望。在这辞旧迎新之际大大热闹一番，目的不外庆贺困难的1941年终于过去了，期望新的一年带来吉祥如意。让旧日的阴云在欢笑中拂去，以便轻松地步入新的一年，期望在新的一年中革命事业能够蒸蒸日上，跨上新的台阶。在这“笑语哗”中，体现出革命者的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红岩士女赠梅花”则描述出宴会上同志们互赠梅花表达祝福的动人场景。梅花傲霜斗雪，绽放严冬的超凡绝俗的高贵品格，历来备受文人墨客的青睐。“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就盛赞了梅花的这种高洁品格。再者，梅花还是报春的使者。“为报春信息，不怕雪埋葬”。梅花的含笑宣告了冬天即将过去，春天即将来临。因此互赠梅花暗寓两层意思：一是以梅花象征办事处的同志们身处白色恐怖之中，不与敌人同流合污、不向敌人屈服的冰清玉洁的品格，二是表达抗战胜利的春天即将到来的希望。在天寒地冻之际，手把青梅嗅，人们仿佛聆听到春天坚实的脚步声，感受到春天的气息扑面而至。这既是革命者乐观信念的体现，也是人们对前途的美好祝愿。

　　“举怀互敬屠苏酒，散席分尝胜利茶。”把宴会的气氛推至高潮。宴会上大家举杯欢歌，开怀畅饮，共同表达对美好前途的祝愿。俗话说：“人逢知己干杯少。”况且平时大家都工作繁忙，难得有机会聚在一起抵掌而谈，自然要借此尽情解放一下。于是飞壶传觞，推杯换盏，喝得酒酣耳热，不亦乐乎。唯一遗憾的就是不能痛饮黄龙府。宴会结束后，大家仍然意犹未尽，一边品茗，一边意气风发，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新年饮酒的风俗，含有驱除忧愁烦恼，喜迎新春之意。正如王安石诗云：“春风送暖入屠苏”。对新生活、新气象的向往都溶入这浓浓甘醴之中。屠苏酒就演变成了吉祥的象征。而胜利茶，据作者自注，也是希望的象征。这四句诗一面运用层层皴染法描绘出宴会的热烈氛围和乐观场面，一面运用梅花、屠苏酒和胜利茶这些富有象征意义的事物，艺术地表现了革命者的乐观主义精神，格调明快，发人深思。

　　“只有精忠能报国”使语调由欢快转入低沉。一想起大敌当前，蒋介石不守信用，致使抗战大计不谐，诗人内心就隐隐作痛，坐卧不宁，从而影响了宴会上的欢快心情。“精忠报国”来自岳飞之事。据《宋史·岳飞传》记载：“岳飞抗金英勇善战，屡建奇功。后被诬入狱，受何铸审问时，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这四字系岳母所刺，目的激励岳飞爱国。又宋高宗曾书“精忠岳飞”四字，制成锦旗，授与他。后人就用“精忠报国”来纪述岳飞的爱国精神。诗人借以表达自己献身民族大业，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的愿望，同时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抗战到底决心的写照。此外，这里还是对蒋介石的婉讽，奉劝蒋不要落入汪伪和日寇设置的圈套，以免步人后尘，下场可悲。“更无乐土可为家”指出国家沦于敌手，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哪有可存身立命的乐土。诗人青年时代就追随革命，几十年来风风雨雨，颠沛流离，未过一天安稳日子。正如徐特立所评价的：“唯将国作家。”董必武慨天下为己任，昼夜奔波于救国救民之大计。这句诗正抒发了诗人不求一己的苟安偷生，而要解民于倒悬的豪迈胸怀。乐土，出自《诗经·硕鼠》：“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董老在此是反其意而用之，古人尚有乐土可去，而今天诺大的中国竟找不到一块乐土，极言民族危机的深重。抗战大计已是迫在眉睫，只有驱尽日寇，才能将中华神州变成乐土。当然仅仅赶跑日寇也还不够，还要进而推翻专制独裁，建立民主、自由的政权。这里暗示出在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下，人民怨声载道，并不比沦陷区好多少。

　　末尾两句由重庆的载歌载舞引出对延安的祝福和思念。在这欢庆佳节之际，诗人想到远方的战友，相隔干山万水，只有遥祝延安日新月异了。诗人虽生活在重庆，但念念不忘的却是延安。重庆尽管比延安繁华，却是令人压抑的。延安尽管物质艰苦，精神上却是令人舒心的。而且重庆繁荣的背后掩盖的是一触即发的危机，地下潜伏的岩浆正汹涌运行。延安虽然遇到暂时的困难，但诗人相信在党的领导下终会走出低谷，“为有源头活水来”，而重庆则是连生命的涟漪也已泛不出的一汪死水。而且延安群英荟萃，人才济济，云集着大批民族的精英。像柳亚子诗中所津津乐道的：“杜断房谋劳午夜，江毫丘锦各名家”。这里寄托着中华民族的希望。通过对延安出思念，诗人一扫情绪的压抑，重又明亮起来，使全诗在节奏明快中结束。全诗基本采用铺叙手法，写得明白如话。

　　一般说来，守岁之夜（即除夕）人们常常盼望来年的诸事如意，大运亨通。而此诗却一反常情，首联便说：“”“意思是说：多年来就在坎坷不得意中渡过，新的一年又当如何呢？言外之意是不会有新的希望了。

　　颔联说：“”“同游者”在这里是指柳宗元、王伾、王叔文、韩泰、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陈谏、凌准、程异、房启等政治上的革新派。他们有的被杀，有的病死，有的渺无音信。这里应特别提出新亡的好友柳宗元。元和十二年，朝廷派柳宗元到条件较好的柳州做刺史，而把刘禹锡派往条件极差的“恶处”（《因话录》）播州（即今遵义地区）。柳宗元考虑刘禹锡的老母年近九旬，不宜去往荒远之地，便主动要求与刘对调。而今比诗人年轻二十三岁的柳宗元却在“恶处”困病而亡，这不能不使诗人倍加伤怀。因此，这“有几多”固然是伤悼众友早逝，更主要的是对挚友柳宗元的痛悼；表现的是“一人突逝，举目寂空”的沉痛之情。

　　颈联表面是写自己的颓伤，表现的是无所作为之情，实际是牢骚之语，抒发的是愤激之情。诗人早年苦读，不慕荣华，注重品格修养；中年积极参加政治革新，极力革新政治，成为永贞革新中最核心的人物之一，时称“二王刘柳”；革新失败，流徒边州，在极端的困境中，不但写了大量的政治讽刺诗，痛斥宦官权臣和趋炎附势之徒是一批渺小而又可恶蚊虫（《聚蚊谣》），并写下不少相当有份量的政治散文；遇赦放还，仍痛骂靠镇压永贞革新而上台的人物为“桃李颜”之徒。他战斗不息，从来没有以“安闲为自在”过。这种以生死置之度外的不屈精神，绝不能说是“将寿补蹉跎”。因而可以说，此联抒发的是一种极端痛苦的愤慨和牢骚，是正意以反语出之。

　　尾联：“春色无新故，幽居亦见过。”表面是说年年的春色皆同，在贬谪幽居时也是如此。而真正的含义却是：自然界的春天是无所谓的，可惜的是看不到政治的春天降临人间，看不到国家兴旺景象的来临。刘禹锡虽然才华横溢，但他并不甘心当一名文士，而是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以利国计民生。他奋斗一生，壮志未酬，这是十分苦闷的。此诗表面似乎是表现诗人的平静、闲适、甚至有些颓伤；但字里行间，却隐透出诗人极端的苦闷。这种隐真意实情于字背的方法，是这首诗的主要特色之一。特点之二是“对仗”。本来，律诗只要求中间两联对偶，首尾两联是无所谓的。但此诗却能用字字平易、句句明白如话的语言，写得联联对仗，句句通俗，这是不易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