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诗词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历史角度

　　在中国的诗史上，第一个大量描绘自然美，并把对自然美的描绘和对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的关切结合起来的诗人是屈原。这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优良传统。毛泽东的诗词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他善于把自然美与社会美融为一体，通过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自然美的艺术形象，表现出社会美的内容。这首词通过对长沙秋景的描绘和对青年时代革命斗争生活的回忆，提出了“谁主沉浮”的问题，抒发了对中华民族前途的乐观主义精神和以天下事为己任的豪情壮志。

　　特别是本词的最后三句，以设问结尾，巧妙回答了“谁主沉浮”的问题。正像当年中流击水那样，勇敢地投身到革命的风浪中，激流勇进。

美学角度

　　从美学上讲，崇高美表现于外在方面，体现为高大、辽阔、巍峨、宏伟等壮丽景象。德国哲学家康德把崇高分为两类：数学的崇高，如高山的体积；力学的崇高，如暴风雨的气势。俄国著名文艺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说：“一件事物较之与它相比的一切事物要巨大得多，那便是崇高。”孔子也把“大”与崇高联系起来，赞叹：“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这种巍峨、博大、壮阔的崇高美，在毛主席诗词中，以对山川景物的描绘体现得最为鲜明。《沁园春·长沙》就是其中最优秀的篇什之一。

书法鉴赏

　　此幅作品大约书写于1954年，是毛泽东书法的代表作品，书家认为是毛泽东诗词墨迹中最晚的作品，也是最成熟，最高的作品，也是我们所见墨迹中最后的丰碑。诗墨写在两页红界信笺上，共15行。毛泽东笔势飞动，迅疾便捷，但字字独立，整篇冲和淡雅，疏朗流畅，字字珠玉，起下承上，左顾右盼，尽得自然之美；脱尽剑拔弩张之势，却筋骨健，艳美洒脱，结字小疏，字间多不连，但气脉通畅，墨润有余，瘠肥合宜，无奇大奇小之字，无奇轻奇重之笔，无倚斜取势之墨，如百侣少年，风华正茂，风度翩翩，慢步缓行于湘江之岸，却胸怀大志“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字字润美，飞逸奇雄，骖鸾跨鹤，飘飘欲飞。此幅作品园笔兼用方笔，藏锋为主，兼施露锋，结体用笔潇洒古淡，极尽江左风流，囊括北碑筋骨，精能疏淡，典雅悠然，处处含蓄，耐人寻味。布局疏密有致，有行无列，行间紧密，几与字间空白相当，结体用笔内柔外刚，“标拔志气，辅藻情灵”。全幅一百多字，笔试和墨色随着书情而变化，时而高昂，时而舒缓，使整幅书作气韵贯通又结构完美。

景物描绘角度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七句从内容上看，写大山，树林，湘江，船只，鹰鱼等，既有自然物，也有动植物，品类齐全，充满生机。从写景的角度看，作者在视角角度上，有远近高低，从逻辑上，从点到面，由实到虚，从自然到人类。

艺术角度

　　中国古典诗词的艺术表现手法，很讲究情与景的交融。刘勰说：“繁采寡情，味之必厌。”（《文心雕龙》）谢榛说：“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以数言而统万形，元气浑成，其浩无涯矣。”（《四溟诗话》）这首词较好地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

主要内容

　　上阕：“今日之游”描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描绘了湘江的秋景。

　　下阕：“昔日之游”作者同一个激进的群体发生的关系，追忆了同学时光，抒写了胸襟和抱负。

思想层面

　　崇高美表现于内在方面，则为伟大高尚心灵的反映。古罗马的朗吉弩斯在《论崇高》一文中，就提出崇高是“伟大心灵的回声”。这首词的下半阕着重抒情，正是这种伟大心灵回声的抒发。这种抒发，首先是通过回忆引出的。

　　毛泽东诗词是中国革命的史诗，是中华诗词海洋中的一朵奇葩。《沁园春·雪》更被南社盟主柳亚子盛赞为千古绝唱。这首词一直是众人的最爱，每次读来都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又看到了那个指点江山的伟人，不由地沉醉于那种豪放的风格、磅礴的气势、深远的意境、广阔的胸怀。

　　然而，从发表之日起，这首词就遭到了诸多恶意的攻击，引发了旷日持久的争论。有人说它有帝王思想、君主气象；有人说它夸大自吹、离题万里；有人说它比喻不当、缺乏转折；有人说它词意稀疏、平淡无奇；甚至有人说它是模仿之作、旁人代笔……断章取义且流于表面，竟视金玉如砖石。

　　艺术追求含蕴，词中别有洞天。这首词因雪而得、以雪冠名，却并非为雪所作，而是在借雪言志。它隐藏了太多的秘密，包纳着无尽的玄机。其中的每一句都意有所指，是诗人所思所想的真实流露，是诗人对许多重大问题给出的回答。其情感之真挚、寓意之深远、哲理之精辟，令人拍案叫绝。

　　认清局势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好一个周天寒彻，好一场漫天大雪，好一番人间苦难！天地间被风雪改变了容颜，只见长城内外苍茫一片，了无生机，连滔滔黄河也被雪冻冰封，不再奔流。神州的北国仿佛进入了一种死寂状态。让人联想起了柳宗元写雪的名句“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1936年2月，毛泽东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过黄河，准备转往绥远对日作战。在陕西清涧县袁家沟筹划渡河时，突然飘起鹅毛大雪，他登高远望，面对苍茫大地，胸中豪情激荡，写下了这首词。其所在地，北距长城约150公里，东距黄河约25公里。可见，词中描写的不全是实景，而更多地是诗人脑海中的景象。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它屹立在中华大地的辽阔北疆，它代表着中华儿女的顽强不屈，它作为中原的万里防线曾无数次阻挡了外族的入侵。在雄伟的长城内外，正是一片战火硝烟。日本人威胁华北，炮口直指平津要地；殷汝耕投敌卖国，组织“冀东自治政府”；蒋介石不顾大义，鼓吹攘外必先安内。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奔腾咆哮着滚滚向前，它无私哺育着华夏文明，它与历史之河一同流淌见证着悠悠五千年荣辱兴衰。在浩荡的黄河之畔，又是一场生死搏杀。国民党集结了东北军、西北军、中央军，几十万军队围攻解放区。而中央红军刚刚到达陕北，人马只剩八千，立足未稳，粮弹奇缺。

　　站在群山之巅，顶着刺骨寒风，面对漫天飞雪，你会有怎样的心态呢？作为红军统帅，冒着内战炮火，迎对列强欺凌，你会做怎样的回答呢？广阔富饶的中华大地会冰封吗？浩瀚深长的中华历史之河会断流吗？从诗句中可以看到，毛泽东面临着怎样艰难的困局，拥有着怎样惊人的洞察，又进行着怎样深刻的思考！

　　指引战斗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舞”指飞舞，形容群山披雪似“银蛇”，蜿蜒曲折。“驰”指奔驰，形容白雪覆盖的丘陵如飞象奔驰。

　　“舞”和“驰”通过以动写静，形象地赋予了高原飞动的气势，使之生机勃勃。

　　刹那间，群山起舞，灵动如无数银蛇；高原奔驰，威猛如漫野蜡象。整个世界由死寂变成了欢腾，天地之间充盈着无穷的生机。风雪是天公之所赐，苦难乃历史之必然，但我们要打破冰封、战胜苦难，与天公一决高下。这就是一个强者对天公的回答，这就是一个民族对命运的回答！

　　但与天意对抗，需要怎样的力量、勇气和智慧呢？静默的群山起舞了，沉睡的高原觉醒了，化作了千军万马，在大地上纵横驰骋。群山在他手中成了战斗的武器，高原在他眼里就是胜利的阶梯。其精彩处，实难用语言来形容了！

　　他发现了人民的力量。他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研究。他唤醒人民起来造反，催发出中华民族的惊人潜力。那力量是无可匹敌的，只能用群山和高原来比拟；那力量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使整个大地都焕发出勃勃生机。经过革命思想的洗礼，东亚病夫就成了无敌金刚；经过万里长征的洗礼，工农红军已成了无敌劲旅。

　　他秉承了不屈的性格。他与他的兵将们都拥有着一种大无畏的胆气，不为任何敌人所吓倒。他们是永不言败的斗士，意志象群山和高原一样顽强。面对挑战，没有一点儿畏惧，有的只是超人的冷静；面对苦难，没有一点儿哀愁，有的只是高昴的斗志。汽油筒能当大炮来用，炸药包成了坦克克星，枪炮声宛如战地交响……

　　他掌握了战争的规律。他的军事思想的核心之一就是“动”，战略战术上都充满了一种灵性。他擅长在敌军重兵集团中灵活穿插，他能够在对方铁壁合围中出奇制胜。他的运动战让任何敌人为之折服，他的每一次胜利都象是一个奇迹。他以近乎艺术化的手法，导演出一幕幕战争力作，将兵法演绎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预言胜利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弹指间，已是云开日出；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这是想象雪后天晴的美丽景色。毛泽东早已经看到了战争的结局，向全世界发出了胜利的预言。那字里行间所透露出来的分明是扭转乾坤的气魄，分明是洞悉时空的慧眼。中国革命注定是一场极其艰难曲折、惊心动魄的斗争，但人民一定会胜利，革命一定会成功。雪后必然会天晴，不应有丝毫怀疑。

　　经常有人把“红装”误写成“红妆”，或认为两词意思相近，其实一字之差有天壤之别。红色代表着激情、忠诚、鲜血、革命，是我们团旗、党旗、军旗、国旗的主色。而给锦绣河山披上“红装”则象征了革命的彻底胜利。这一句正是在约亲密的战友们，等革命胜利之后重来看雪。红装与素裹并存，却没有丝毫矛盾。

　　革命进程中经常有人会疑问：我们如此弱小，敌人那样强大，红旗究竟能打多久？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人民军队的特点就是越打越强、越打越多。即使是第五次反围剿这样的惨败和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样的艰险，也不曾把革命的火种扑灭。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军队，必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成为所向披靡的无敌之师。

　　革命的胜利绝非偶然。虽然他依靠的是一个破破烂烂的中国，统帅的是一支工农组成的军队，装备的是一些战场缴来的枪弹，但已经没有什么力量能战胜中国人民。在随后的17年里，他领导中国人民接连战胜了凶残至极的日本法西斯，横扫了反动透顶的蒋介石集团，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在他面前，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赤子之心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这一段承上启下，祖国的山河是多么壮美。爱国主义是人类最崇高的感情之一，是诗人所有智慧和力量的源泉，也是他最大的精神财富。雪景唤起了他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激发了他“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历史使命感，使他心中充盈了无比的热爱和无限的激情。帝国主义列强妄图侵占这大好河山，而我们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

　　爱国情感造就出无数英雄。世界上没有不爱国的英雄，爱国与英雄之间总有一根红线相连。国家危难时刻，对祖国博大深厚的爱必然转化成誓死保卫她的决心。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就像火团一样，在每一个爱国者的胸中熊熊燃烧。我们要叫所有侵略者知道：中华是一块英雄辈出之地，神州是一块不可征服之地！

　　多么炽热的赤子情怀。早在学生时代，毛泽东就立志报国，身无分文徒步游历，积极接受进步思想。民族危亡关头，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率领红军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革命战争时期，他转战于大江南北，并有六位亲人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朝鲜战争爆发，他又把儿子派到前线，壮烈牺牲之后埋葬在了异国他乡。

　　多么忠诚的赤子之心。峥嵘岁月里，中国共产党汇集了全民族最有才能和骨气的精英人物，组成了一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他们曾无数次弹尽粮绝，他们曾无数次濒临险境，他们曾吃草根维持生命，他们曾面对着非人酷刑。他们只要投向国民党或者日本鬼子，就可以升官发财，享受荣华富贵，但他们忠心不改。

　　文武之道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立国当以文武之道，武能平定乱世，文可富民兴邦。武力统一是前提，在混战中是不可能安心建设的；武力强盛是保障，在动荡中是不可能发展经济的。而只有文治才能使人民安居乐业，才能使国家走向强盛，才能使山河更加壮丽。“文采”、“风骚”，在这里显然是借用，指出了封建统治者们缺少文治的弱点。

　　武功曾经几度辉煌。扫除六合的秦始皇；平定匈奴的汉武帝；南征北战的唐太宗；结束纷争的宋太祖；纵横驰骋的成吉思汗……这些雄才大略的封建帝王、中华民族的天之骄子，把一部中华民族的历史演绎得那样烟波浩渺。历史不仅为我们论证了这个古老国度的战斗力，更为我们树立了驱除一切敌寇的自信心。

　　文治需要某种思想。封建时代的孔孟学说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只有少数人从中受益，也只会出现短暂的盛世。他不仅找到了马列主义，而且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毛泽东思想。这种思想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是为全体人民服务的，只有在它的指导下，中国才能实现富强的梦想，才会出现长久的盛世。

　　正是有了上述认识，所以他喜欢握笔而不喜欢摸枪，一生与书为伴而一生未发一枪。投身革命后，残酷而沉痛的现实才使他不得不抓起了枪杆子。在长征途中，贺子珍为他缝了一个装笔墨纸砚的多层口袋，他开玩笑地说：“我要用‘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可以说，他是用笔杆子加枪杆子打碎了旧世界。

　　光明之路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好一句惊天之语！言有尽而意无穷，堪称为点睛妙笔。这震撼千古的结语，发出了超越历史的宣言，道出了改造世界的壮志，展示了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流露了对光明前途的无比信心。那一刻思接千载，那一刻洞悉未来，那一刻豪情万丈，那一刻傲视古今。

　　什么人才有资格评述千秋功过呢？“俱往矣”，写的是封建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交替。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结束了，帝王们乘着历史的航船渐渐远去，永不复返。共产党人要平定乱世，一扫民族近百年的屈辱和灾难，更要开创盛世，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新中国。也只有共产党人能肩负起使祖国大地繁荣昌盛的万钧重担，能肩负起使中华民族重铸辉煌的历史责任。

　　什么人堪称历史中的风流人物呢？毛泽东当然是其中之一，而且还是其中的佼佼者，但“无数英雄”绝不仅指五位杰出帝王，“风流人物”也绝不是在称孤道寡。他深知，历史从来不是某个人的独角戏，历史必将催发出无数英雄豪杰、风流人物。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他们为治理国家而呕心沥血；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他们为保卫国家而流血牺牲；张思德、王进喜、雷锋……他们为建设国家而无私奉献。这一句正是对所有革命者和建设者的赞美，是对所有为祖国献身者的赞美，是对所有为人类造福者的赞美。

　　是什么激发了诗人的创作灵感呢？诗成时，毛泽东思想已经基本成型，他完成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寻找，他为中国开辟了一条无比辉煌的光明大道，他已经远眺到了一条升腾而起的东方巨龙。自豪感、愉悦感等人生顶峰体验奔涌而出，让他怎能不引吭高歌！于是冰雪有了诗情，山河有了画意，于是才有了这千古绝唱！

　　否定帝王

　　有人借这首词攻击毛泽东想当帝王，甚至批判他是封建君主，却恰恰暴露了他们自己的浅薄和狭隘。确实，词中充盈着雄视天下的气魄，显示出包纳天地的胸怀。以数千人马迎战百万之众的领袖人物怎能没有这样的气质？这是一种领袖风范，而绝非什么帝王思想。

　　作者请出历史人物，并非为了回到历史。对于中国历史中最杰出的五位帝王，他用了一个“惜”字，余者如晋武帝、隋文帝、朱元璋、清圣祖……就更加不值一提。他对封建礼教深恶痛绝，对封建君主深怀蔑视，对官僚风气深感忧虑。甚至于，他发动了那场文化大革命，要把一切封建意识和落后思想彻底地清除干净。

　　毛泽东一生不慕富贵。青年时代，他就写下了“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诗句，帝王之位对他而言何足挂齿！他视察大江南北，从不带家属。他住中南海，亲戚都不许住。他的孩子坐公共汽车上学，在公共食堂吃饭，长大后没有享受特殊待遇，也没有一个当官的。连他的稿酬也作为党费来管理，不曾留给子女和亲戚。

　　毛泽东一生不图享乐。长征途中，他始终坚持步行，和普通战士一起爬雪山过草地，吃尽了各种艰难困苦；延安时期，他住在两间窑洞，所有的财物是一卷铺盖、一顶蚊帐和几件衣物；建国以后，他依然生活简朴，饮食只要求粗茶淡饭，睡衣上竟有73块补丁；困难时期，他主动地节衣缩食，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

　　1944年，毛泽东在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话。他把自己当作人民的勤务员，用一生履行着“为人民服务”的诺言。他曾对人说：“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你们吃他吧，你们吃肥了好去为人民服务。”

　　1949年，在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动情地高喊：“人民万岁！”他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把人民当作真正的英雄。他相信人民拥有惊人的英勇、超人的耐力、伟大的技巧和无比的坚决。他领导革命的历程就是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的历程。他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1906年初，王国维从苏州的江苏师范学堂去了北京，在晚清学部图书局任职。因一时尚难安定，故与罗振玉之婿刘季英——《老残游记》作者刘鹗之子，同住在罗振玉家。罗家有个男仆叫冯友，喜欢上一个旗人洗衣女子，这女子也常去罗府。刘季英便戏吟出两句：“窈窕燕姬年十五。惯曳长裾，不作纤纤步。”可能一时没写成，也可能后来失了兴致，这两句就一直被压在砚台下面。王国维偶然看到这两句，觉得写得很有神韵，当然他也知道这两句背后的故事，据此足成《蝶恋花》一首（参龙峨精灵《观堂别传》）。词云：

　　窈窕燕姬年十五。惯曳长裾，不作纤纤步。众里嫣然通一顾，人间颜色如尘土。

　　大概在这首词创作后不久，王国维就将其编入《人间词甲稿》，发表在他主事的《教育世界》上，这也是少数写于北京却被收入甲稿的词作之一。后来，王国维应吴昌绶之请，将之前发表的《人间词甲稿》《人间词乙稿》进行删订整合，并补充甲乙稿发表后所写，手写一本《人间词》，这首《蝶恋花》仍在其中。

　　龙峨精灵即刘蕙孙，乃刘季英之子。因为有了刘蕙孙的追记，使得这首词的本事变得很明确了。虽然刘蕙孙在后来写的《我所了解的王静安先生》一文中关于本事的描述有一些变化，譬如与冯友的关系便没有再提，旗女的身份虽然没有变，但前者说是洗衣女子，后来说是一家卖水老虎灶打水的女子。关于这首词的创作，也变成刘季英与王国维因为经常同时出门，总是看着这个大脚的旗女，便起了调侃之心，刘季英先作得“窈窕”二句，为静安所赏，但刘季英无力或无心成篇，遂将此二句奉送静安，数日后，静安续成此词。

　　其实，刘蕙孙后来的文字删去了旗女与冯友的恋爱关系，对于解读这首词倒是更称便捷了。除了“年十五”乃指称此女子已至“及笄”，是待嫁的年龄，可能与婚恋有关以外，此词本身并无爱情方面的直接描写，若因为刘蕙孙早期的文字而强作联想，也许语境就被刻意支离了。

　　无论是根据刘蕙孙的追记，还是直接勘察语境，此词的核心都是描述这位旗女的“天然”之态。“天然”的具体表现有三：其一，身材长相的天然之美，如“窈窕”“一树亭亭花乍吐”，都是状其身姿有一种自然风韵，而“亭亭”二字，尤可见其身材之修长；其二，举止自然大方，如“惯曳”二句，一方面写出了旗人惯常的装束，更以“不作纤纤步”表现出此女并未如汉族女子一般裹脚，而是一种天足，因为天足之自如，故其步履自然不是纤纤之态了。萧艾说：“‘惯曳长裾’，旗装也。‘不作纤纤步’，天足也。唯卖浆旗下女子，足以当之。”（《王国维诗词笺校》）是契合词境的。“曳”长裾正是为了便于放开步履，再缀一“惯”字，可见其素来天足大步之习惯。特以“不作”二字，状其自然之天性；而且此“不作”二字，实有藐视传统的意味，因为“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自来将纤纤细步视为女性柔婉品性之体现。其三，笑容灿烂之美。“嫣然”是描写其笑靥迷人之状。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有“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之句，《文选》注即以“笑貌”来解释“嫣”字，阳城、下蔡皆为古地名，宋玉极言其笑容之美在当地引起的关注和震动情形。

　　王国维写这种“天然”的魅力，除了直接描写之外，还非常注重对比的写法。

　　上阕是将旗女与“人间”的女子群体作对比，此旗女在人群中一出现，就觉得其他女子不堪与比，黯然失色了，因为那种源自天然的窈窕身姿和嫣然之貌，是如此的清新脱俗。这一层对比其实已经将旗女之美拔出在众女之上。“通一顾”即仔细看一遍的意思。陈师道《小放歌行》诗云：“春风永巷闭娉婷，长使青楼误得名。不惜卷帘通一顾，怕君着眼未分明。”这首诗素被视为是陈师道以娉婷美女自喻高才，大概要尽力展现自己的才能，所以才“不惜卷帘通一顾”了，目的是让“君”看分明。王国维当然不一定就是这个意思了。陈师道诗之“通一顾”乃自炫之意，王国维词之“通一顾”不过是为了与人间的美女更多地进行比较的意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颜色”本身就是形容有姿色的女子，如白居易《长恨歌》说：“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人间这些平常看来颇有姿色的女子，在此旗女的映照下，也不免相形见绌，可见此旗女的美确实不同凡响。

　　下阕则将燕姬与吴娘进行地域性的对比。燕姬就是北方美女的意思，《古诗十九首》即有“燕赵多佳人”之句。而吴娘一般指江南尤其是苏州一带的女子。王国维此词虽然作于北京，但也是从苏州离开不久，故吴娘之美自是尚在印象之中。苏州女子以善舞出名，白居易《忆江南》有“吴娃双舞醉芙蓉”之句，极力形容吴地女子的舞姿之美。舞者多细腰，此细腰往往非天然长成，而是因舞蹈之需刻意训练而成，故此细腰多失自然之美。《韩非子》即有“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之说，可见此细腰背后其实饱含着心酸。且吴娃双舞，多因酒宴助兴而起，为取悦客人，自是极力表演。而一旦与“表演”有了关系，“天然”的韵味便不能不受到遏制。王国维《留园玉兰花》也有“窈窕吴娘自矜许，却来花底羞无语”之句，这种“矜许”自然有失天然了。所以客人虽或因一时之兴，曾当吴娘面夸其舞艺精湛，而吴娘遂因之更加卖力，浑然忘却“天然”之美实远在表演之上。

　　“除却天然，欲赠浑无语”乃是对此旗女的点睛之笔。为了突出“天然”二字，王国维真是用尽笔墨，在铺张中强化，在强化中点题，将一个长相出众、身姿绰约修长、笑容嫣嫣、步履大方的北方旗女形象塑造出来。这样健康、自然、大方的女性形象，在诗词中其实是并不多见的。刘季英和王国维固然是因一时之兴而作，或不无雅谑之意，但客观上呈现出来的这一种女性美却也一新耳目。

　　如果仅从字面上勘察这首《蝶恋花》，上面的分析自是切合本事、圆融自如的。刘季英或许只是欣赏旗女本身之美，故其拈出二句，也只在身姿体态的描写上。而王国维不仅用对比的手法将此旗女之美予以强化，更以“天然”二字涵括这种美之特质，则说此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王国维的审美观，当然是合乎情理的。陈永正说：“本词也可以作一篇词论读。”（《王国维诗词全编校注》）叶嘉莹认为此词通篇都具有象喻的潜能，“很可能是王氏将自己的为人修养与论词之见解的两种抽象情思化为具象之表达的‘造境’之作”（叶嘉莹、安易《王国维词新释辑评》）。而在我看来，这首词未必句句象喻，也不止是一篇词论，而完全可以视为在审美观念上以“天然”为旨归的一篇文学通论。参诸王国维其他论诗词曲之语，都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

　　王国维对自然美的推崇之情可见乎词。他在《宋元戏曲考》中曾将元曲视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又说：“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可见，“自然”乃是王国维对文学经典的一种基本认知。元曲“自然”品格的形成正因为那些作者在创作杂剧时，并非要以之求得名誉，也没有如司马迁一样要将作品“藏之名山，传之后人”（《报任安书》），以获后世之共鸣。“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乘兴而作，是他们笔下文字自然真实、活泼有致的原因所在。如《蝶恋花》中之旗女天足大步，即非邀人之赏，而是一种乘兴的姿态，故深得王国维欣赏。

　　比《宋元戏曲考》完成更早的《人间词话》，虽然以境界说驰名，但境界的核心也仍是落在“自然”二字。如关于造境与写境之分，写境本自然而来，造境也必合乎自然，这是王国维明确要求过的。他评价姜夔的词虽然“格韵高绝”，但毕竟读来如雾里看花，终究相隔一层，他把“不隔”作为词之审美的基本标准，也是心中悬着“自然”的缘故。清代词人纳兰性德被王国维视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原因无非是其“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如果不论这些具体品评，王国维关于“大家之作”的总结性意见，也不过是“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三句话而已，而每一句都关合着“自然”的要义。明乎上述种种，可见王国维对“自然”的推崇固是一贯的，则其对生活中所遇见的具有自然之美的女性会多一份关注和青睐，也就可以理解了。尤其是因为他反对“矫揉妆束之态”，则其对吴娘善舞却为腰肢所误，自可对应来看。

　　《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皆撰于此《蝶恋花》之后，我们固然可以将此二书对自然之美的推崇视为是《蝶恋花》对“天然”之美特加赏爱的延续。但若由《蝶恋花》一词追溯其源，则王国维此前所撰《文学小言》一组17则，就特别值得关注了。

　　作为早期文学观念的集中表述，王国维承西方之思想，提出“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之说，而所谓“游戏”，就是排除了利禄的诱惑和刻意修饰的艺术。所以在王国维的语境中，“的文学”“文绣的文学”，都不是真文学，因为其背离了“游戏”之心和自然之美。

　　自然之美的底蕴尤在“真实”二字。真实既是一种人格体现，又是一种艺术传达。王国维把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四人作为中国文学之杰出代表，即是其“高尚伟大之文学”中包含着“高尚伟大之人格”。这种文学与人格的合一，在艺术上的重要体现之一便是根植于真实的自然。如屈原的“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便是最突出之例，而宋玉、景差及以下辞人便不免愈趋而下了。

　　很显然，《文学小言》的文学观念，在这首《蝶恋花》中有着生动的回响。王国维以一个旗女的“天然”之美，与有着“妆束”“文绣”嫌疑的吴娘之舞对照而言，再度将“自然”之韵致彰显出来，并在此后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中继续拓展深化这一话题。由这一理论的演绎过程，也可见出《蝶恋花》一词在这种审美思想前后绾合中的特别意义。

　　“曾经沧海，又来沙漠，四千里外关河"，开头便写出了广博的气势，茫茫宇宙，“沧海”“沙漠”“关河”，几个词汇表示他努力探索并思想日渐成熟。唐代诗人元稹曾有诗句为“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陆游也曾有“关河梦断何处？”之句，被作者借用过来，意境深远广邃。“骨相空谈”句，进一步加深了开头几句的意思，说明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思想的变化。接下来一句问句，“春梦醒来么？”承前启后，劝世人不要徒做无益的春秋大梦了，应该清醒地认识这个世界，“惟有瓶花”，没有生命力的几枝花。当然就没有希望，词人这里委婉地评价了当时的时局，晚清实际上已经朝不保夕了，但以慈禧为首的封建保守派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仍然穷奢极欲，其结果必然是亡国。

　　词的下片描写相片中人物的神态，“寒江才脱渔蓑。剩风尘面貌，自看如何“几句，是说明自己参政的事实，甲午战争后，谭嗣同是江苏知府，后来又加四品卿衔，充军机章京，这时他不是在野的隐士了，“脱渔蓑”，穿红袍，但当时是固守派当权的时候，所以有到“寒江”的感觉。“鉴不因人，形还问影，岂缘酒后颜酡“几句是说：小像脸上有异，是不是因为喝醉了酒而脸红，《楚辞》中有句“美人既醉，朱颜酡些”，被作者借用到自己的词里，实际上脸红是因为愤怒，愤怒当时的恶劣政治环境。”拔剑欲高歌，有几根侠骨。禁得揉搓”，面对这种社会现实，词人激流勇进，拔维新之创，直刺清廷中的顽固守旧势力。“忽说此人是我，睁眼细瞧科”，词的结尾以一种调侃的口吻自嘲，流露出作者无限的感想，同时又生趣味，显得生动活泼。

　　这首词感情强烈真挚，直抒胸臆，是谭嗣同词作中的佼佼者。同时也是晚清词作中的很有特色的一篇。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自战国楚宋玉《九辩》以来，“悲秋”就成为中国古典诗赋的传统主题。而前人以“九九重阳”为题材的诗章词作，更借凄清、萧瑟、衰飒的秋色状景托怨情、兴别恨，少有不着一“悲”字者。诸如王维的“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杜甫的“弟妹萧条各何在，干戈衰谢两相催”、杜牧的“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苏轼的“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悲”等，或叙写羁旅他乡的孤寂清冷，或叙写羁旅他乡的孤寂清冷，或寄寓伤时忧国的凄怆痛楚，或倾吐落拓失意的抑郁苦闷，或抒发获罪被贬的万端感慨，皆“婉转附物，招怅切清”。毛泽东的这首词却脱尽古人“悲秋”的窠臼，一扫衰颓萧瑟之气，以壮阔绚丽的诗境、昂扬振奋的豪情，唤起人们为理想而奋斗的英雄气概和高尚情操，独步诗坛。

　　词以极富哲理的警句“人生易老天难老”开篇，起势突兀，气势恢宏。“人生易老”是将人格宇宙化，韶光易逝，人生短促，唯其易逝、短促，更当努力进取，建功立业，莫让年华付流水。“天难老”却是将宇宙人格化。寒来暑往，日出月落，春秋更序，光景常新。但“难老”并非“不老”，因为“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抗拒的规律”（毛泽东《矛盾论》）。“人生易老”与“天难老”，一有尽，一无穷；一短促，一长久；一变化快，一变化慢。异中有同，同中有异，既对立又统一。这并非“天行键，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一古老格言的简单趋附，而是立足于对宇宙、人生的清理并茂的认知和深刻理解的高度，揭示人生真谛和永恒真理，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辉，具有极强的审美启示力。“岁岁重阳”承首句而来，既是“天难老”的进一步引申，又言及时令，点题明旨，引起下文：“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今又重阳”是“岁岁重阳”的递进反复，年年都有重阳节，看似不变，其实也在变，各不相同：如今又逢佳节，此地别有一番风光。

　　古有重阳登高望远、赏菊吟秋的风习。在历代诗文中，重阳节与菊花结下了不解之缘。而身逢乱世的诗人，往往借写菊花表达厌战、反战之情，即菊花是作为战争的对立面出现的。但毛泽东笔下的“黄花”却是和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联系在一起的。这“黄花”既非供隐士高人“吟逸韵”的东篱秋丛，亦非令悲客病夫“感衰怀”的庭院盆景，而是经过硝烟炮火的洗礼，依然在秋风寒霜中绽黄吐芳的满山遍野的野菊花，平凡质朴却生机蓬勃，具有现实与象征的双重性，带有赋和比的特点。词作者是怀着欣悦之情来品味重阳佳景的。黄花装点了战地的重阳，重阳的战地因此更显得美丽。“分外香”三字写出赏菊人此时此地的感受。人逢喜事精神爽，胜利可喜，黄花也显得异常美丽；黄花异常美丽，连她的芳香也远胜于往常。这一句有情有景，有色有香，熔诗情、画意、野趣、哲理于一炉，形成生机盎然的诗境，既歌颂了土地革命战争，又显示了作者诗人兼战士的豪迈旷放的情怀。尽管“人生易老”，但革命者的青春是和战斗、战场、解放全人类的崇高事业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并不叹老怀悲，蹉跎岁月，虚掷光阴，而是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为革命而战，一息尚存，奋斗不止。

　　下片承“岁岁重阳”“今又重阳”的意脉，写凭高远眺，将诗的意境向更深更阔处开拓。岁岁有重阳，秋去又秋来，“一年一度秋风劲”，这个“劲”字，力度极强，写出秋风摧枯拉朽、驱陈除腐的凌厉威猛之势，笔力雄悍，极有刚健劲道之美。此情豪迈异于东风骀荡、桃红柳绿、莺语燕歌、温柔旖旎的春日风光。但劲烈的西风、肃杀的秋气在作者心中引起的不是哀伤，而是振奋。诗人的感情、战士的气质决定了他的审美选择：“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天朗气清，江澄水碧；满山彩霞，遍野云锦，一望无际，铺向天边，这瑰丽的景色难道不“胜似春光”么？

　　“灵台无许逃神失”，诗一开头就用希腊神话白虹神箭射心这个形象的比喻，倾诉了作者鲁迅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思。作者鲁迅还在南京求学时，就努力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密切注视当时的政治局势，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民族命运；到日本后，又接受了孙中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潮影响，因而祖国的垂危、人民的苦难，更象神箭一样射中了他，使他无时无刻不为祖国和人民的命运担心和忧虑。这句诗展示了作者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把挽救国家危亡看作自己神圣职责的革命胸怀，表现了鲁迅积极战斗的人生观和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

　　“风雨如磐暗故园”，是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犹如磐石压顶，使祖国暗无天日，景象惨淡，岌岌可危。这句诗，高度概括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黑暗悲惨的现状，是产生“灵台无计逃神矢”这一强烈感情的客观原因。作者鲁迅这时虽身居异域，远隔重洋，但万里海天，并没有隔断他同祖国人民息息相通的联系。他遥念在帝国主义列强宰割蹂躏和清王朝反动统治下的祖国。灾难重重，危机四伏，内心的忧愤溢于字面。“暗”字不但写出了黑暗动荡的祖国的政治形势，而且写出鲁迅无法遏制的愤慨和深沉的忧虑。

　　“寄意寒星荃不察“，“意”，指作者的救国救民的理想。“荃”，指人民。这里，作者用浪漫主义的想象表达自己拯救祖国的希望，希望他的救国救民的理想能为“荃“所理解，即希望祖国人民觉醒起来。作者鲁迅当时对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有一定认识的，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局限，鲁迅对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还估计不足，因此发出了“寄意寒星荃不察”的慨叹。鲁迅慨叹“荃不察”，是迫切希望祖国人民能尽快觉醒，以便担当起拯救祖国的任务。

　　最后一句“我以我血荐轩辕”，是鲁迅对祖国、对人民发出的庄严誓言，决心为祖国、为人民而献身。虽然人民暂时还未觉醒，但他要尽自己的努力，唤醒群众，和群众一起参加战斗，甘洒热血写春秋。这一肝胆照人，气贯长虹的诗句，字字倾注了作者鲁迅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心，表现了青年时代的鲁迅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英雄气概，将诗的感情升华到了一个激昂慷慨，热血沸腾的高度。

　　这首诗，声调激越，感情强烈。作者运用顿挫跳跃的笔法，有曲折、有波澜、有起伏地把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抒发得深刻真切。全诗四句，先写作者热爱祖国的感情，继写由热爱而引起对处在“风雨如磬”之中的祖国的忧虑，再写由忧虑而感到“寄意寒星荃不察”，心情不免有点沉重，最后跃上一个新的高峰，激昂慷慨，热血沸腾，迸发出“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最强音，充满着激励的力量。这首诗，还通过典故运用和比喻、象征的手法，使所抒发的感情形象化。如“神矢”这个典故的运用，就把抽象的爱国主义感情表现得更具体。“风雨如磬”这个富有象征性的比喻，十分形象地表现出黑暗势力的强大，民族危机的深重，国家处境的险恶。以“荃”这种芳香的草比喻人民，表现了鲁迅对人民热爱赞颂的感情。最后，用“轩辕”代祖国，并以血来奉献，更使爱国主义的思想得到最形象最突出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