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行

　　降虎牢之曲阴兮，路丘墟以盘萦。勤诸侯之远戍兮，侈申子之美城。稔涛涂之愎恶兮，陷夫人以大名。登长坂以凌高兮，陟葱山之峣陉；建抚体以立洪高兮，经万世而不倾。回峭峻以降阻兮，小阜寥其异形。冈岑纡以连属兮，溪谷夐其杳冥。迫嵯峨以乖邪兮，廓严壑以峥嵘。攒棫朴而杂榛楛兮，被浣濯而罗生。步亹菼与台菌兮，缘层崖而结茎。

　　文章开门见山，既和小序内容相呼应，又点明主旨，迅速入题。“余有行于京洛兮”，点明此行所赴之地；“遘淫雨之经时”至“乘马蹯而不进兮”几句，说明途中遭遇的阴暗艰难的自然环境；“心郁悒而愤思”，说明作者在此行中凄楚沉郁、悲怆愤慨的心情；“聊弘虑以存古兮，宣幽情而属词”，说明该文借古喻今、借他人之酒杯浇一己之块垒的抒情特色：首段统领全文，自然引出下文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思考。

　　从陈留到偃师，所经之处历史遗迹甚多，心怀忧愤的作者触目伤情、追古述今，把自己对东汉现实政治的不满和悲愤全部寄寓在对历史的回顾与陈述中。作者所列举的史实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即君臣关系。其中多是臣下叛逆君主，实际上，作者意在影射东汉时期宦官专权、矛盾尖锐的黑暗政治现状。

　　行至大梁，作者想起战国时信陵君为窃取虎符搬兵救赵国，贸然派朱亥杀掉魏国名将晋鄙的史实，讥笑信陵君的鲁莽，也为晋鄙的无辜牺牲感到悲哀；到大牟，回忆起晋国大夫赵简子手下的佛肸据中牟反叛赵氏一事，而同为中牟人的宁越经过十五载苦学，最终成了周威王的老师；迄管邑，鞭挞管叔和蔡叔制造流言、诬蔑周公、勾结武庚、进行叛乱的无耻行径。

　　当然，作者也对历史上的明君明臣进行肯定和赞扬。到洛汭时，想起历经千难万险、为救生民于水患之中的夏禹，不禁衷心歌颂；到荥阳时，想到为整体胜利而慷慨献身的纪信，愿怀着敬意去凭吊：作者虽未作评，但其对倒行逆施、祸国殃民者的谴责，对统治者骄奢淫逸的鞭笞，已经在字里行间明显地表现出来。

　　作者行到洛水与黄河汇合之处，想起继承父亲夏启为帝的太康，他放纵田猎，荒淫无道，不顾民生，最终被后羿驱逐出国，死于异域。作者发出“悼太康之失位兮，愍五子之歌声”的感叹，为太康的执迷不悟而深感痛心，为五子的殷切劝告而深表同情，委婉地寄寓了但愿当朝皇帝保持清醒头脑、反省自身、虚心纳谏的殷切希望。

　　当作者走到坛坎时，回顾了姬带在周惠王纵容下祸国殃民的史实。“忿子带之淫逆兮，唁襄王于坛坎：”既对惠王纵子作恶感到痛心，又对襄王怀有无限的同情：“悲宠嬖之为梗兮，心恻怆而怀惨：”既对红颜祸水的姬带发出无限愤恨，又对百姓深受灾难而满怀伤感。行至巩县，作者无情控诉了周王二子为争权夺利而发动叛乱的行为，表达了对子朝和其父周景王的不满，抒发了“哀衰周之多故”的喟叹。

　　从陈留到偃师，作者概括地反映了汉桓帝时期黑暗社会现实。“贵宠煽以弥炽兮，佥守利而不戢。”权贵豪门争权夺利，贪赃枉法，令人愤慨；“穷变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洷。消嘉榖于禽兽兮，下糠粃而无粒。”权贵的生活穷奢极侈，而人民生活竟比权贵养的禽兽都不如，贫富对立极其尖锐，令人不忍卒读。

　　作者还由争权夺利、贫富对立的表象，看到了当时朝廷昏暗不明、世风口益败坏的深刻本质“弘宽裕于便辟兮，纠忠谏其驳急。怀伊吕而黜逐兮，道无因而获人。”对阿映奉承的小人，朝廷竟然加以恩宠、庇护，而对忠诚敢谏的直臣，却苛刻、冷酷德才兼备之十既被放逐，正义当然无法伸张，世风必然日益败坏：“唐虞渺其既远兮，常俗生于积习周道鞠为茂草兮，哀正路之日歰。”

　　想到惨痛的历史教训，看到衰败的社会现实，忧围忱民的作者已经身心疲惫，而曲折颠簸、阴暗恶劣的自然环境更是加重了他心中的抑郁之气“寻修轨以增举兮”和“玄云黯以凝结兮”两个自然段，作者细致地描写了自然环境的艰难，雨急风狂、道路泥泞、危岩险山林立，荆棘丛生，这一切进一步为上文描写的衰败社会渲染了阴忧暗淡的色调和凄怆悲凉的气氛，也象征朝廷的腐败与仕途的险恶。

　　文章中国衰民闲的社会现实、惊悚恶劣的自然景色不断交错，准确揭示了汉桓帝时积弊已深、颓势已定的现实本质，展现了当时危机四伏的局面，表达了作者震荡不平的激愤和无可奈何的悲哀。该文借昏君庸臣之古，喻宦官号权之今；借社会自然之景，抒悲慨怨愤之情、感情由弱到强，语气由平和到沉痛，时空推移和感情的强化融为一体，行文中虽蕴有刚劲之志，但更多的是悲凉之感，虽不乏执著之意，但更多的是忧郁之情，以抒情主体为中心深化了天下治乱的深刻主题。

　　文章开门见山，既和小序内容相呼应，又点明主旨，迅速入题。“余有行于京洛兮”，点明此行所赴之地；“遘淫雨之经时”至“乘马蹯而不进兮”几句，说明途中遭遇的阴暗艰难的自然环境；“心郁悒而愤思”，说明作者在此行中凄楚沉郁、悲怆愤慨的心情；“聊弘虑以存古兮，宣幽情而属词”，说明该文借古喻今、借他人之酒杯浇一己之块垒的抒情特色：首段统领全文，自然引出下文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思考。

　　从陈留到偃师，所经之处历史遗迹甚多，心怀忧愤的作者触目伤情、追古述今，把自己对东汉现实政治的不满和悲愤全部寄寓在对历史的回顾与陈述中。作者所列举的史实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即君臣关系。其中多是臣下叛逆君主，实际上，作者意在影射东汉时期宦官专权、矛盾尖锐的黑暗政治现状。

　　行至大梁，作者想起战国时信陵君为窃取虎符搬兵救赵国，贸然派朱亥杀掉魏国名将晋鄙的史实，讥笑信陵君的鲁莽，也为晋鄙的无辜牺牲感到悲哀；到大牟，回忆起晋国大夫赵简子手下的佛肸据中牟反叛赵氏一事，而同为中牟人的宁越经过十五载苦学，最终成了周威王的老师；迄管邑，鞭挞管叔和蔡叔制造流言、诬蔑周公、勾结武庚、进行叛乱的无耻行径。

　　当然，作者也对历史上的明君明臣进行肯定和赞扬。到洛汭时，想起历经千难万险、为救生民于水患之中的夏禹，不禁衷心歌颂；到荥阳时，想到为整体胜利而慷慨献身的纪信，愿怀着敬意去凭吊：作者虽未作评，但其对倒行逆施、祸国殃民者的谴责，对统治者骄奢淫逸的鞭笞，已经在字里行间明显地表现出来。

　　作者行到洛水与黄河汇合之处，想起继承父亲夏启为帝的太康，他放纵田猎，荒淫无道，不顾民生，最终被后羿驱逐出国，死于异域。作者发出“悼太康之失位兮，愍五子之歌声”的感叹，为太康的执迷不悟而深感痛心，为五子的殷切劝告而深表同情，委婉地寄寓了但愿当朝皇帝保持清醒头脑、反省自身、虚心纳谏的殷切希望。

　　当作者走到坛坎时，回顾了姬带在周惠王纵容下祸国殃民的史实。“忿子带之淫逆兮，唁襄王于坛坎：”既对惠王纵子作恶感到痛心，又对襄王怀有无限的同情：“悲宠嬖之为梗兮，心恻怆而怀惨：”既对红颜祸水的姬带发出无限愤恨，又对百姓深受灾难而满怀伤感。行至巩县，作者无情控诉了周王二子为争权夺利而发动叛乱的行为，表达了对子朝和其父周景王的不满，抒发了“哀衰周之多故”的喟叹。

　　从陈留到偃师，作者概括地反映了汉桓帝时期黑暗社会现实。“贵宠煽以弥炽兮，佥守利而不戢。”权贵豪门争权夺利，贪赃枉法，令人愤慨；“穷变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洷。消嘉榖于禽兽兮，下糠粃而无粒。”权贵的生活穷奢极侈，而人民生活竟比权贵养的禽兽都不如，贫富对立极其尖锐，令人不忍卒读。

　　作者还由争权夺利、贫富对立的表象，看到了当时朝廷昏暗不明、世风口益败坏的深刻本质“弘宽裕于便辟兮，纠忠谏其驳急。怀伊吕而黜逐兮，道无因而获人。”对阿映奉承的小人，朝廷竟然加以恩宠、庇护，而对忠诚敢谏的直臣，却苛刻、冷酷德才兼备之十既被放逐，正义当然无法伸张，世风必然日益败坏：“唐虞渺其既远兮，常俗生于积习周道鞠为茂草兮，哀正路之日歰。”

　　想到惨痛的历史教训，看到衰败的社会现实，忧围忱民的作者已经身心疲惫，而曲折颠簸、阴暗恶劣的自然环境更是加重了他心中的抑郁之气“寻修轨以增举兮”和“玄云黯以凝结兮”两个自然段，作者细致地描写了自然环境的艰难，雨急风狂、道路泥泞、危岩险山林立，荆棘丛生，这一切进一步为上文描写的衰败社会渲染了阴忧暗淡的色调和凄怆悲凉的气氛，也象征朝廷的腐败与仕途的险恶。

　　文章中国衰民闲的社会现实、惊悚恶劣的自然景色不断交错，准确揭示了汉桓帝时积弊已深、颓势已定的现实本质，展现了当时危机四伏的局面，表达了作者震荡不平的激愤和无可奈何的悲哀。该文借昏君庸臣之古，喻宦官号权之今；借社会自然之景，抒悲慨怨愤之情、感情由弱到强，语气由平和到沉痛，时空推移和感情的强化融为一体，行文中虽蕴有刚劲之志，但更多的是悲凉之感，虽不乏执著之意，但更多的是忧郁之情，以抒情主体为中心深化了天下治乱的深刻主题。

　　公元23年，刘玄称帝高阳，王莽死，刘玄迁都长安，年号更始。公元25年，赤眉入关，刘玄被杀。在这时期中，班彪远避凉州，从长安出发，至安定，写了这篇《北征赋》。

　　《北征赋》是一篇纪行赋，为班彪的代表作，在纪行赋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它继承《楚辞》、《遂初赋》等创作传统，在继承中又有变化，对后世纪行赋的创作有较大的影响。

　　《北征赋》纪述他在西汉末的动乱中离长安至天水避乱的行程。结构模仿刘歆的《遂初赋》，也是结合途中所见景物与有关的史事，抒发感想。由于时事更为艰难，所表现的情绪也更显悲沉。它的语言精丽整齐，其中写景的一段（从“隮高平而周览”到“哀生民之多故”），则显得清新自然。这种描写洋溢着作者的真实感情，而且是写实的笔法，不同于《上林赋》等那种夸张的罗列。此前《遂初赋》的写景，也已经有这样的特点。它们直接启发了后代抒情小赋对自然景色的描写。

　　如果拿《北征赋》与楚辞部分作品、《遂初赋》等相比较，就可以看出在结构上存在一些在继承中又有发展变化的特点。

　　（一）抒情方式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九章》中的作品多纪实之辞，《涉江》一诗又是写他放逐生活中最凄苦的一段经历，但诗的开始却采用了与《离骚》相类似的浪漫主义手法，表现他的极端苦闷，欲忍不能的感情。《涉江》的后半部分以及乱辞，也是采用的浪漫主义手法。特别是乱辞部分，采用香草美人的托喻，与《离骚》的写法一致。《北征赋》中，无论交待起行原因，还是描写景色都从实际出发，即使是乱辞部分，也抛却了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采用更为直接的抒情方式。

　　（二）写景与抒情由分离到逐渐紧密的结合。《涉江》中的景物描写，虽然能够表现作者的凄苦情怀，但景与情从整体上还显疏远，还有着为写景而写景的嫌疑。《遂初赋》和《北征赋》写景与抒情结合的较为紧密，特别是《北征赋》，写景能从作者的感情基调出发，更好的表现了作者感时伤世之情怀。

　　（三）借助历史事实抒情方面，由情与史的分离到逐渐紧密的结合。《涉江》的整个第四部分，都在叙写历史上忠而见弃的人物，以表达作者自己“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之情。而《北征赋》则没有相应的部分。此赋是在纪行的过程中，将史实与感情紧密的结合了起来，而不再是单独列为一部分去叙写。

　　（四）乱辞部分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涉江》对君主忠诚不二的感情抒发，到《遂初》的以道家出世思想作结，抒发自己恬淡的自娱之情，再到《北征赋》以君子固穷而守节的儒家思想的抒发，其发展轨迹是鲜明的。

　　作为纪行赋的成熟之作，《北征赋》确实表现出了与其在赋史地位上一致的优点。交待起行原因之简洁，借景抒情之恰切，叙史抒情结合之紧密，抒发感情之真挚，语言之平易晓畅，都是《涉江》、《遂初》所不能比拟的。萧统《文选》选赋，纪行一门首选《北征赋》；清人陈元龙《历代赋汇》亦列其为纪行赋第一篇。可见二人同选《北征赋》列为首篇，并非偶然。

　　《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共有两首，这是其中的第二首。这组诗是1074年（熙宁七年）八、九月间，苏轼将离杭州通判任时所作。是年，苏轼三十九岁。他的弟弟苏辙（字子由）时任齐州掌书记，在济南。《咸淳临安志》：“浮云岭，在于潜县南二十五里。”（于潜，浙江境内的县，在临安西，位于分水港支流上。）苏轼任杭州通判的三年中，年年都有水旱灾害，所谓“止水之祷未能逾月，又以旱告矣”（《祈雨吴山》）。1074年，京城以东因干旱闹蝗灾，“余波及于淮浙”（《上韩丞相论灾伤书》）。苏轼因捕蝗至于潜，作此二诗寄给苏辙，以抒发自己的抑郁之情。

　　这一首着重写山行疲苦之感。一二句点明时令、景物。重阳将近，溪边野菊已开出耀眼金花。三四句纪行。苏轼久不登山，这次为了捕蝗来到这山石高峻的浮云岭，深感疲苦不堪；然而他正处在壮年，豪情未减，偶尔喝一杯村酒，仍觉得精力有余。此二句从生理方面的感受作一抑扬。五六句是夜宿山村的感受。夜晚，独自一人在林木荫翳的山村野店住宿下来，一天的疲劳，暂时忘却，顿觉宠辱不惊，梦魂安稳；然而，这片刻的安闲却唤起数年来世路奔波的许多回忆：那时局的动荡，党派的倾轧，仕途的艰险，以及这场特大蝗灾给人民带来的困苦，他奔走呼号、欲诉无门的愤懑……这一切，涌上心来。诗人用“人间忧患长”五字加以概括，表达了自己的感慨。此二句再从心理上的感受作此一段抑扬。全诗经此两度抑扬，声情跌宕，有力地表露了抑郁不堪之情，并很自然地带出了结尾二句。

　　结尾紧承“人间忧患长”意，他想到此时这种疲于奔走、形同厮役的处境，忿忿然说：我真想像冯良一样杀马毁车，从此遁去，至于所谓用行舍藏那一套，不必再去管它，你也用不着再来和我讨论了！《后汉书·周燮传》载：，一个叫冯良的人，三十岁，为县尉，奉命去迎接上官，他“耻在厮役，因毁车马、裂衣冠”遁去，跑到犍为跟一个叫杜抚的学者学习去了。家里人满以为他死了，过了十多年他才回到家乡。苏轼用此事，也和此时山行疲苦、情绪不好有关。“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是孔子的教训。在封建社会里，一些持身谨严的士大夫对自己的出处进退总是比较认真的。苏轼弟兄也经常谈到这一问题。两年多以前，苏轼在《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诗中就说：“眼前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去未能。”说他不愿奉行新法，只是由于贪恋君恩，未能决然引去。在捕蝗事后不久，苏轼在杭州赴密州道中寄给苏辙一首《沁园春》词又说：“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认为出仕或归隐的主动权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此时因捕蝗疲苦这一具体事件的触发，天秤偏到那一端了。这和组诗中第一首的结尾“理蝗余”的积极态度表面上矛盾，其实不然。在苏轼的思想上，为人民利益而奔走和为了奉行新法而被人驱使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两首诗的结尾各有侧重。《乌台诗案》提到“独眠林下”这四句诗时，苏轼自己解释说：“意谓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烦杂不可办，亦言己才力不能胜任也。”这正是苏轼的痛苦所在。王安石的变法在历史上是一种进步，但新法本身并没有解决农民的问题；加上新法执行中的某些偏差，给农民带来了不利。因此，不能因为苏轼不满新法就一概加以否定。这两首诗，更多地体现了他对人民的同情。

　　这首诗写的是现实生活给诗人思想感情上的一次巨大冲击，抑扬顿挫，感慨遥深，用事精切，写出了内心深处的难言之情，也是亲兄弟间推心置腹的肺腑之言，所以特别真切动人。

　　这首是一首纪行诗。第一句是回望来路。江陵到汝州，行程相当遥远，回望巴路，只见白道如丝，一直向前蜿蜒伸展，最后渐渐隐入云间天际。这一句表明离出使的目的地江陵已经很远，回程已快接近尾声了。翘首南望，对远在云山之外的江陵固然也会产生一些怀念和遥想，但这时充溢在诗人心中的，已经是回程行将结束的喜悦了。所以第二句紧接着瞻望前路，计算归期。王建家居颍川，离汝州很近，到了汝州，也就差不多到家了。“寒食离家麦熟还”，这句平平道出，看似只是客观地交待离家和归家的时间季节，实则此行往返路程的遥远，路上的辛苦劳顿，盼归心情的急切以及路途上不同季节景物的变化，都隐然见于诗外。寒食离家，郊原还是一片嫩绿，回家的时候，田间垅上，却已是一片金黄了。

　　三、四两句转写前路所见景物。“”傍晚时分，前面出现了几座青得象染过一样的峰峦，同行的商人说，那就是汝州附近的山了。两句淡淡写出，徐徐收住，只说行途所见所闻，对自己的心情、感受不着一字，却自有一番韵外之致，一种悠然不尽的远调。

　　单从写景角度说，用洗炼明快之笔画出在薄暮朦胧背景上凸现的几座轮廓分明、青如染出的山峰，确实也富有美感和新鲜感。甚至通过“数峰青似染”就展现出天气的清朗、天宇的澄清和这几座山峰引人注目的美丽身姿。但它的妙处似乎主要不在写景，而在于微妙地传递出旅人在当时特定情况下一种难以言传的心境。

　　这个特定情况，就是上面所说的归程即将结束，已经行近离家最近的一个大站头汝州了。这样一个站头，对盼归心切的旅人来说，无疑是具有很大吸引力的，对它的出现自然特别关注。正在遥望前路之际，忽见数峰似染，引人瞩目，不免问及同行的商人，商人则不经意地道出那就是汝州的山峦。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此刻在诗人心中涌起的自是一阵欣慰的喜悦，一种兴奋的情绪和亲切的感情。而作者没有费力地去刻画当时的心境，只淡淡着笔，将所见所闻轻轻托出，而自然构成富于含蕴的意境和令人神远的风调。

　　纪行诗自然会写到山川风物，但它之所以吸引人，往往不单纯由于写出了优美的景色，而是由于在写景中传出诗人在特定情况下的一片心绪。这种由景物与心境的契合神会所构成的风调美，常常是纪行诗（特别是小诗）具有艺术魅力的一个奥秘。

　　此是一首别有情趣的抒发离愁别恨的小词。

　　上片写的是征途之景，“过尽遥山如画，短衣匹马”。词人身着短衣，乘着骏马，奔驰在征途上，那历历如画的青山，已被自己远远地甩在了身后。一“尽”字说明了行程之远，一“匹”字，彰显了征途之寂寞。“萧萧落木不胜秋”，承“遥山如画’而来，显得大气磅礴。“景物之萧瑟和意境之深远，历历如绘。“莫回首、斜阳下”，只顾策马而行吧，千万不要回头，那夕阳西下，落木萧萧的景象会让人断肠的。

　　下片则是从闺中人一方写来的，是作者假想中的情景。“别是柔肠萦挂，待归才罢”。此句字面的意思是：我是特别地牵挂你啊，这种柔肠百转的思念之心只有等你回来以后才能停止。在下片的开端，纳兰便用如此直白的语气写出了思念之情，这种感情如此浓烈，所以在分离之后，更显得孤寂和落寞。在这首词的最后，纳兰自己也写道：“却愁拥髻向灯前，说不尽、离人话。”闲愁越想越多，只有当两人重新见面之后，才能化解，离人话说不尽，说得尽的只有彼此之间对对方的牵挂。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我”指的是谁？若是容若自己，怎还会有“待归才罢”之语呢？显然，这句话说得并不是词人自己，而是与自己遥隔千里的妻子。

　　因此，其高明之处不在于按题中应有之义诉说了柔肠千转的思念之情以及对归家团聚之日的渴望，而在于最后做了一笔反面文章．强调自己怕发付不了他日两人相聚，灯前絮话时她的那种“说不尽、离人话”的无限深情，因而又添新愁。这较之唐代诗人李商隐的名句“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意思更深了一层。所以此篇极有浪漫特色，极见情味。

　　这首词写于公元1079年（元丰二年）苏轼任湖州（今属浙江）知州期间。词中描写了酒后赶路的片断小景，清新而富有情趣。此词通过作者于江南水乡行路途中的所见所感，反映了　　他在宦海沉浮中的复杂感受，抒发了人生之不得成仙而去的感。

　　上片首句描写雨后初晴的景象：由于夜来阴雨连绵，时辰到了，不见天明，仍疑是夜；待到一阵春风把阴云吹散，迎来的已是晴朗天气。“淡云斜照著山明”，把清晨阳光透过淡云

　　斜照远处山色的景象表达得贴切而有神韵。“细草软沙溪路马蹄轻”这一句写得清新轻快，表达出作者春朝雨后乘马行于溪边路上之情味。此句由景及人，勾勒出一幅清丽优美的山水人物图。下片借传奇故事而抒情，寓意深远。“卯酒醒还困”一句，写作者早晨饮酒，仍感困倦，非因路途劳顿，而是夜间寻仙梦境使然。“蓝桥何处觅云英”这一问句，借用唐代裴航遇仙女云英之典故：唐人裴铏所作《传奇》中，有一篇题作《裴航》的小说，故事离奇曲折，略谓：裴航下第归，与一仙女同舟，得其所示诗，有云：“蓝桥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岖上玉清。”及至蓝桥驿，下道求浆，得遇云英，云英，女仙之妹也。裴航经历访求玉杵臼、捣药服食诸曲折，终得结褵而升仙。苏轼此词中所谓“仙村”，即指蓝桥而言；所谓“梦不成”者，谓神仙飘渺不可求，故有“何处觅云英”之感叹。最后，作者觉得路边的溪水也还是有情的，这就是“只有多情流水伴人行”。

　　这首词的结尾一句——“只有多情流水伴人行”，与李煜笔下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有异曲同工之妙。作者在流水这一无情的客体中赋予主体的种种情思，读来意味深长，余韵不尽。欲成仙而不得，从梦境回到现实，空对流水惆怅不已，这正是词人孤寂、落寞、凄婉的心绪之写照。从词的意境中，可以看到佛老“静而达”的因子，而无“超然玄悟”的神秘色彩。虽有梦境与幻觉，但终归现实。

　　冀州为古九州之一，地处中原，原本繁华。但经连年战乱和元蒙贵族的残暴统治，早已繁华尽去，满目疮痍、民不聊生，诗人游经此地，感慨今昔之比，不禁满怀激愤，遂成此诗。诗中先写诗人于道中所见所想，现实的凋敝与早先的昌盛形成了不堪的比照，诗人在感受着“寒风袭我襦”的外来痛苦时，心上也自然充满了感慨。与野老的相遇是诗中描写的重点，通过对野老热诚、“意仁”的描写，引出对野老身世的探询，再引出诗人对元统治者摧残、消灭汉文化传统的激愤和感伤，这种伤痛其实要远比在生活和物质上的伤痛来的更加强烈和深邃，于是，诗人对民生疾苦的关怀又进一步上升到了企盼民族复兴、文化再续的感奋，发出了“”的浩然长叹。

　　整首诗语言朴实，时近口语，直抒所见所感，不事雕琢，感情真挚而关怀深切。

　　首联写诗人在晚秋时节，冒着早晨的霜露，走在幽深的山谷之中，字里行间流泻出一种跋涉之苦。其实，诗人现实的生活道路也是如此。首句的“杪秋”本已点明季节，但作者却仍嫌不足，在句尾又以“霜露重重”加重笔墨，进一步渲染了秋之已深。次句的“幽”字，则是强调了诗人所行山谷远离市井，幽深僻静。

　　接着，具体写经荒村所见。厚厚的黄叶覆盖着小溪上的桥面，荒村唯有古树处处可见，寒天的野花，稀疏零落，大地更显得空旷。山谷深处的泉水声微流缓，水声时断时续，更衬出大地的寂静。几句诗，写尽了南谷秋色和荒村的荒僻景象，给人以衰败、寥落之感。

　　诗人处境险恶，眼前如此萧疏荒寂的景色，很自然地触动了他的身世之感。作者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中曾这样说道：“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他也想驱除胸中的郁闷。可是，今天南谷之行却没有使他得到“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的轻松，反而更加重了他的孤独落漠之感。诗最后写的“机心久已忘，何事晾麋鹿”，表面上的超脱放达之态，实际上却反映了欲遣愁绪而不能，从而愁上加愁的心境罢了。

　　全诗紧扣题目，以标题中的“荒”字笼盖全篇，使诗人笔下的画面，涂上了一层惨淡之色，霜露、幽谷、黄叶、溪桥、古木、寒花和幽泉，无一不在它的笼罩之下，因而有力地突出了荒村的特点；而这个特点，又处处不离“杪秋”这个季节，使景物都具有浓厚的时令特色。

　　诗人笔下的景色写得真实、自然，同时又处处渗透着诗人的主观情憬。诗人特有的心境与眼前寥落衰败的景象相互交融，达到了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词的上阕，以轻松的笔触捕绘了清新的景致，彰显出词人无官一身轻的潇洒自在。”扁舟三日秋塘路，平度荷花去”两句中，“三日”是写实，从临安到青墩，水路约需三日行程；“秋塘”点明季节和时间，用语精练而又准确；“平度”二字，写出了舟行的平稳，反映了词人心情的恬适。“病夫因病得来游，更值满川微雨洗新秋”两句中，“病夫因病”，词人自称“病夫”，其实不过是“引疾”，不是真正有病。所谓“因病得来游”。也是一种因祸得福的遁词。表面上像是暗自庆幸，实际上是聊以白嘲，内心当藏有难言的痛苦。语言直而能纡，质而见巧，从而刻画了词人内心痛苦而外貌旷达的自我形象。

　　词的下阙“去年长恨拿舟晚，空见残荷满”两句，使词人的思绪从眼前转移到了过去，与上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空”字与前面的“长恨”相呼应，表达了无限怅憾的心情。从词情发展上来说，是一跌。“今年何以报君恩，一路繁花相送过青墩”二句，词笔又拉回来写乙卯岁奔赴青墩的情景，径承上阕意脉，抒发此时感慨。从词情来说是一扬。在这一跌一扬之中，词人的喜与恨种种感情变化，内心矛盾，便曲曲传出，沁人心脾。

　　全词在艺术结构上匀整对称，浓淡相宜，情景事浑然一体。行文意境清旷，抑扬跌宕，情寓景中，颇耐寻味。在虚虚实实中刻画了词人乐观旷达的自我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