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

　　诗首联切题，但以倒装出之。诗人对着酒杯，只见飞鸟掠过，浮云缓移，这一切都倒映在杯中，于是心中若有触动，觉得这是极好的诗料，想写出来，又似乎找不到适当的诗句来表达。江西诗派的诗喜欢拗折，这样起句，将因果倒置，诗便显得突兀而有波折。同时人葛胜仲在评论陈与义诗时，曾指出他的诗“务一洗旧常畦径，意不拔俗，语不惊人，不轻出也”，这联诗便是很好的例子。诗写的情况，是每个诗人都遇到过的。这样的感触，就是陶渊明《饮酒》诗所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也即李商隐《锦瑟》诗所云“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茫然”，明明是极好的景情，诗似乎就在口边，却一下子说不出来。陈与义对这种境界体会很深，多次拈出，如《春日》云：“忽有好诗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难寻。”又如《题酒务壁》云：“佳句忽堕前，追摹已难真。”

　　第二、第三联写现实生活，抒发感慨。两联都一句说情，一句写景作陪衬，进一步阐发情。诗人当时官符宝郎，到这年冬天，即以王黼事罢，出监陈留酒税。这时候，他或许已对官场的倾轧感到了厌恶，而自己已是三十五岁，官低位贱，展望未来，前程似漆，于是在这两联诗的出句中感叹自己整天忙忙碌碌，周旋于案牍文书之中，没有出头的日子；没完没了的是非恩怨，又缠绕着自己，伴随着自己渐渐老去。与所抒发的心理动态相呼应，两联的对句便写相应的景物，自成连续，说眼见到楼头阵阵风雨，秋天已经来到，满目苍凉萧瑟，使人感伤；燕子已经离开，飞往南方的故巢，令人感到岁月在匆匆地流逝。这两联是名句，方回对此极为赞赏，在《瀛奎律髓》中评说：“此诗中两联俱用变体，各以一句说情，一句说景，奇矣。”宋吴开《优古堂诗话》说：“近时称陈去非诗‘案上簿书何时了，楼头风月又秋来’之句。或者曰：此东坡‘官事无穷何日了，菊花有信不吾欺’耳。予以为本唐人罗邺《仆射陂晚望》诗‘身事未知何日了，马蹄唯觉到秋忙’。”方回则以为本苏轼词“官事何时毕，风雨外，无多日”，第三联则与陈与义自己的《寓居刘仓廨中晚步过郑仓台上》的“世事纷纷人老易，春阴漠漠絮飞迟”同意，“是为变体”。吴开及方回都遵循江西诗派宗旨，在“无一字无来历”上下工夫，实际上，不论陈与义是否袭用前人，诗都写得意深情深，格调高迥；其中以“书生”对“燕子”、“簿书”对“风雨”、“是非”对“岁月”，都很灵动，非俗手所能做到。

　　在发了一通感慨后，诗进入尾声，回应题目，说自己含笑把这些人世间的烦恼都远远地抛开，痛快地喝上一通酒，醉后往床上一躺，进入梦乡。这联虽然是故作达语，力求轩豁，但气势与上不称。陈与义曾经提出作诗要达到两个标准，一是“忌俗”，一是“不可有意用事”，这联却写得很俗气，违背了自己的标准，所以清纪昀、许印芳都曾予以指摘。

　　这首诗属于拗体，采用了特殊的结构形式，显得兀傲奇崛，是陈与义学黄山谷诗的结果，因此被极力鼓吹江西诗派诗的方回赞为“学许浑诗者能之乎？此非深透老杜、山谷、后山三关不能也”。

　　此词开头的“隋堤路”，是指宋之汴京至淮河一段的水路，因为是隋炀帝所开大运河的一段，故名。“渐日晚，密霭生深树”，写徘徊汴堤而未曾登船之际，但见日色渐渐向晚，浓重的暮霭正从茂密的树林中弥漫开来。

　　接下来二句，化用杜牧“烟笼寒水月笼沙”诗意，写出主人公独自怅望江天，孤寝船上的情景。

　　“无情画舸，都不管、烟波隔前浦。等行人、醉拥重衾，载将离恨归去。”这几句写分手时的情景，用的就是借物达意手法。这词写饯别情景是从郑仲贤《送别》诗脱化出来的。王氏所谓“诗意出侧面”，是指诗情借物宣泄，迁怨于物。有情人偏遇着这无情的画舸，它全然不管恋人们难分难舍，将行人连同离恨都载走了。这里迁怨画舸，就是侧写。物本无情，视为有情，以责怪于物来表达自己的离情别恨，是借物达意的一种方式；离恨、离愁是一种感情，都是虚的，然而诗人们却常常化虚为实，将愁恨说成是有形体有重量的东西。这里船载离恨，就是化虚为实。

　　“因思旧客京华，长偎傍疏林，小槛欢聚。冶叶倡条俱相识，仍惯见、珠歌翠舞。”这是写昔日京华相聚的欢乐场面。“冶叶”句化用李商隐《燕台诗》“冶叶倡条遍相识”。所谓“冶叶倡条”，乃指歌妓。

　　词中主人公的恋人，也是歌妓一流人物。所以他同歌妓们厮混得很熟，常一起，观赏她们歌舞。这欢乐的回忆，与“渔村水驿，夜如岁、焚香独自语”，恰成鲜明对比。人由聚而散之际，回想欢乐聚会，必添愁情离怀。回忆对比，是很能触发情感的。周邦彦这首词，除用回忆对比外，还有一种对比，就是梦境和现实对比。“有何人、念我无聊，梦魂凝想鸳侣”，这个结尾，词评家多以为写得拙直、率意。这个收尾是不够含蓄的，但是感情还是十分朴实浓烈的。这里用了眼前实境和梦中虚境相对照，现实是舟中独处，梦中却是鸳侣和谐。“鸳侣”一词已近于抽象化，形象不够丰满。但还是足以补出离情别恨的。

　　此词以宦游途中水驿之夜的情景为中心而将追忆念想层层展开。全词由景及情，由今及昔，写眼前景采用白描手法，叙写追思往事时用借物达意。反衬对比手法，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结句直抒性情而不借景烘托，可谓大巧若拙，别具魅力。

　　此词开头的“隋堤路”，是指宋之汴京至淮河一段的水路，因为是隋炀帝所开大运河的一段，故名。“渐日晚，密霭生深树”，写徘徊汴堤而未曾登船之际，但见日色渐渐向晚，浓重的暮霭正从茂密的树林中弥漫开来。

　　接下来二句，化用杜牧“烟笼寒水月笼沙”诗意，写出主人公独自怅望江天，孤寝船上的情景。

　　“无情画舸，都不管、烟波隔前浦。等行人、醉拥重衾，载将离恨归去。”这几句写分手时的情景，用的就是借物达意手法。这词写饯别情景是从郑仲贤《送别》诗脱化出来的。王氏所谓“诗意出侧面”，是指诗情借物宣泄，迁怨于物。有情人偏遇着这无情的画舸，它全然不管恋人们难分难舍，将行人连同离恨都载走了。这里迁怨画舸，就是侧写。物本无情，视为有情，以责怪于物来表达自己的离情别恨，是借物达意的一种方式；离恨、离愁是一种感情，都是虚的，然而诗人们却常常化虚为实，将愁恨说成是有形体有重量的东西。这里船载离恨，就是化虚为实。

　　“因思旧客京华，长偎傍疏林，小槛欢聚。冶叶倡条俱相识，仍惯见、珠歌翠舞。”这是写昔日京华相聚的欢乐场面。“冶叶”句化用李商隐《燕台诗》“冶叶倡条遍相识”。所谓“冶叶倡条”，乃指歌妓。

　　词中主人公的恋人，也是歌妓一流人物。所以他同歌妓们厮混得很熟，常一起，观赏她们歌舞。这欢乐的回忆，与“渔村水驿，夜如岁、焚香独自语”，恰成鲜明对比。人由聚而散之际，回想欢乐聚会，必添愁情离怀。回忆对比，是很能触发情感的。周邦彦这首词，除用回忆对比外，还有一种对比，就是梦境和现实对比。“有何人、念我无聊，梦魂凝想鸳侣”，这个结尾，词评家多以为写得拙直、率意。这个收尾是不够含蓄的，但是感情还是十分朴实浓烈的。这里用了眼前实境和梦中虚境相对照，现实是舟中独处，梦中却是鸳侣和谐。“鸳侣”一词已近于抽象化，形象不够丰满。但还是足以补出离情别恨的。

　　此词以宦游途中水驿之夜的情景为中心而将追忆念想层层展开。全词由景及情，由今及昔，写眼前景采用白描手法，叙写追思往事时用借物达意。反衬对比手法，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结句直抒性情而不借景烘托，可谓大巧若拙，别具魅力。

　　小令用尖刻的笔触，揭露封建社会人们动辄得咎，常遭横祸的现实，以及百姓无可奈何的处境，后半以天公为例，是一种调侃的手法，更进一步讽刺了社会黑暗。

　　这首小令以自嘲的口吻，吐诉出处世艰难、一筹莫展的愤慨。即使伏低做小，装痴作傻，还是躲不开“是非”的“着莫”，动辄得咎。“蚕怕雨寒苗怕火”的构思，出自苏东坡的《泗州僧伽塔》：“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若使人人祷辄遂，造物应须日千变。”但苏诗是说矛盾的两极要求至少还能满足一方，也就是“造物”还有百分之五十的周旋余地；而本篇中则阴，也是错；晴，也是错，一无是处。连“天公”也要无端蒙冤，更不用说民间的平头百姓。“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孟郊《追赠崔纯亮》）作品正是以不露声色的议论，表现出同样激越的不平之情。

　　以冷语峻笔作嬉笑怒骂，是元散曲讽世作品的常法。乔吉有首《山坡羊》就明显模仿了本篇：“装呆装琳，装聋装口吞，人生一世刚图甚。句闲吟，酒频斟，白云梦绕青山枕，看遍洛阳花似锦。荣，也在恁。枯，也在恁。”

　　此曲开头以四个比喻，生动地勾画出官迷、政客们的可鄙形象。“功名万里”，用东汉班超封侯万里事。此处借指求仕追官，争名夺利。“万里”巧谐万里忙碌之意。“忙如燕”，此处象喻醉心功名者碌碌之状。次句承上而直发感慨。“斯文”指礼让文雅，品格高尚。“微如线”，指斯文已荡然殆尽，为官作宦者只顾一己私利，彼此竞逐，有多少人还会想到国家百姓，有多少人还会想到互相礼让呢？那么，此时元王朝礼崩乐坏，官场腐败，尔虞我诈，自不言而尽在句中了。下两句进一步说明官场竞逐之人，乐此不疲，终一生而不歇。人生易老，时光如电，就在这忙碌如燕的南北奔走中，已是青春消尽，两鬓如霜了。“尽道”二句：当官作宦者，越是恋栈者，越是把归隐尽日挂在口边，真正的“隐士”又有几个？倘若真正地做了隐士，世上人也就不知其名，不知其事，嚷得大家都知道，可见这“隐”，十有八九是假话。“尽道”二字，冷峻已极，说尽了世道人心，带有强烈的嘲讽之意。结句为全曲点睛之说，一语揭出曲之命意所在。渊明挂冠归隐，是历史上心口如一真能归隐田园的少数高士之一。他躬耕田亩，乐于山林，但却从未自夸隐士，后人尽管对他赞不绝口，但也未见几个能真正追随其后。其间原因虽然各各不一，但千古一人，渊明也难免寂寞了。“寂寞”二字，与开篇“忙如燕”遥相呼应，两者对比，活画出官场竞逐，如蝇嗜血者的真面目。

　　这首小令前四句全对，这在散曲中称为“联珠对”或“合璧对”。其中首句为全篇的领起，抒发对仕途功名的慨叹。“万里”极言追求功名的劳碌，“忙如燕”则栩栩如生地刻画出热衷功名者汲汲奔竞的形象。燕子飞来忙去，所得甚微，句中因而也包括这班人劳而无功的隐意。接着三句，“如线”、“如电”、“如练”的比喻都十分形象和新警。线极细，电极速，练极白，说明文章的传统岌岌可危，人生的岁月转瞬即逝，老境的到来触目惊心。这是对“功名万里”一句的诠释，也是对执迷不悟的热衷者的当头棒喝。当然也有一部分功名场中人侥幸得官，他们同样面临着天丧斯文、光阴电逝、老境侵逼的窘境。于是他们装成清高的雅士，假惺惺地表示要退归林下。作者借用了唐代诗僧灵彻“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的诗意，又添了一句“至今寂寞彭泽县”，意思是说陶渊明假如活到今天，也会寂寞地感到同道太少了。“寂寞彭泽县”同起句“功名万里忙如燕”，遥遥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就辛辣地抨击了世风，无情地剥下了官迷们的假面具。

　　这首小令全篇豪辣冷隽，语若贯珠，在愤世与讽世的同时，也流露出一种悯世的沉重心绪。周德清《塞鸿秋·浔阳即事》（“淮山数点青如靛”），在“联珠对”上有模仿此曲的明显痕迹，可见此作在当时颇有影响。

　　《大人先生传》是一篇赋体散文，中心思想是对老庄理论的宣扬，《大人先生传》中有“大人先生尝居苏门之山”之语，学界据此认为阮籍的“大人先生”是指苏门山隐士孙登③，孙登实有其人;也有人认为，大人先生的原型其实是阮籍自己，其中的“自好者非之，无识者怪之”其实是阮籍所处社会的真实写照。“先生不以世之非怪而易其务也”则反映了阮籍不肯向司马氏妥协的态度;也有人认为《晋书》、《世说新语》等记载的孙登与苏门山之孙登非一人，或孙登本为一虚构的道家理想人物;也有认为是指“与道合一之老子”④。如李丰楙认为，“大人先生即老子，且兼以自励也.”又说，“阮籍所云大人，盖指神话之老子，与道合一之老子。此间受当时老子观念之影响，故云’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但作者也承认阮籍所言至人、真人性格，源于《庄子》.并推测阮籍因“‘博览群书，尤好老庄’，自于老庄哲理体会亲切，复兼采老子神话观念而一之”.结合东汉末年老子神化的历史（如《老子变化经》等）和阮籍对《庄子》的发挥来看，阮籍的《大人先生传》中既有《老子》的影响，也有《庄子》的影响。

　　《大人先生》既是因寻访孙登所作，大人先生即使不是指孙登，也应是以孙登为原型虚构出来的仙人。后人的叙述中，孙登这个人物被不断增加了一些神秘色彩，而这个带有一定神秘色彩的孙登也只是阮籍借以抒发其感悟的文学工具，与是否真实人物关系不大。正如《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魏氏春秋》云，阮籍“乃假苏门先生之论，以寄所怀”①。如果结合阮籍《通老论》、《老子赞》来看，阮籍对这位托之以言事的“大人先生”的描写是深受老庄影响的。

　　不论文中的大人先生到底所指何人，这个人物确实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在现实中深受压抑的自我。在幻想中自由舒展的想象？阮籍正是想借这样一个人物将自己从黑暗的现实中解脱出来，故而以华丽的语言、铿锵有力的音调，展开一场缥缈的想象。在阮籍生活的时代。司马氏的暴政横行天下，政治黑暗残暴，一些有骨气的文人不肯与朝廷同流合污，只有消极避世。大部分人接受了老庄一脉的虚无主义思想，要么佯狂、纵酒，要么服药、清谈，于是玄学思想在魏晋时期占据了主导地位，阮籍也是其中的一员。

　　开篇阮籍首先详细地描述了自己的想法和行为，然后为自己进行解释和辩护。阮籍对儒教中的“坐制礼法，束缚下民”展开了激烈的讽刺和批判，并将矛头直接指向当权者，指责司马氏“假廉而成贪。内险而一。”一他以永恒之道和变化无穷的世界为参照。指“礼法”只是短暂时问里的产物，丽对于从“礼法”中获得利益的君子，作者更是嗤之以鼻。他认为“礼法”只不过是封建社会贪婪的装饰，“竭天地万物之至以奉声色无穷之欲”一句更是透彻有力地揭露了统治者统治的真相

　　《大人先生传》中通过对自身处境的深刻思考，涉及一些相对深奥的人生问题：人虽然具有很高的自由追求，却义无法在现实中得到完全的自由j这一点一分矛盾，也促使人们对自身本性进行反省。文中的“大人先乍”反观人生，并探索了人的水恒本质。可以说是作者的精神化身。

　　在黑暗的现实中，知音稀少的阮籍是孤独的他对司马氏权下的社会心怀不满，不肯向其低头，却只能将这种不吐不快的情绪蕴涵在晦涩的文里：阮籍的文字瑰丽绝世，他骄傲的头从不肯向司马氏低下，可他的悲哀和伤痛以及心中的块垒，只能“常借酒浇之”。

　　《大人先生传》虽然篇幅很长。但实际上并不难理解。这需要读者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以及作者的内心状态二如果说文巾所描绘的“大人先生”正是阮籍自身的写照的话，那他算是幸福的，因为他笔下的“大人先生”最终是“从此去，天下奠知所终极”，这无疑是阮籍最好的结局。

　　魏晋是散文进一步骈化的时代，阮籍的文章，也喜用铺排之笔，辞采富丽，又使用很多对偶句，并以单行散句交错其间，使之奇偶相生，整齐中见变化。此文音节整齐，基本用韵，时见对偶文句，铺排较多，实为赋体风格。

　　全文分为三大部分。从开头到“归母氏而后宁”为第一部分，叙说远游之因。先说主观高洁志行：仰慕先哲仁义贞节，遵循法度，抱负远大，并不断加强道德修养。再说客观悲惨遭遇：“奋余荣而莫见兮，播余香而莫闻。”徒有忠君报国之志却无人理解；“行陂僻而获志兮，循法度而离殃。”君主不分贤愚善恶；“冀一年之三秀兮，遒白露之为霜。”不断遭到小人的谗害。内心的美好理想与现实的残酷打击造成强烈的情感反差，使作者痛苦不堪。而他又生性耿介，不肯顺应时俗，偏偏“愿竭力以守义兮，虽贫穷而不改”，“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尝。”故落得“何孤行之茕茕兮，孑不群而介立”的孤独特立的处境和生不逢时的感伤，故燃起远游自娱、求索理想的欲望，“想依韩以流亡”。故就岐山向善于卜筮的古代贤君周文王陈述情怀，请求指点。文王占得的卦意是：“远走高飞保全名声为大吉大利。历览众山四处周游，振翼凭急风高扬美名。二女动情于高山，寒冰毁折不可经营。天高尚可变为水泽，谁云道路不平不可行。你占得的是栖鹤兆，鹤子只有回到母鹤处才会得安宁。”文王所占既引发了下面远游六合的情节，又预见了情节的发展与结局；既告诉说远游道路坎坷，又鼓励说要尽力远游去寻求贤君。文王的占卜坚定了作者远逝自疏、躲避谗言、另求贤君、实现理想的信念。

　　从“占既吉而无悔兮”到“临旧乡之暗蔼”为第二大部分，写远游的经过。一游东方。登上蓬莱仙山，顿有远离世俗之累飘然欲仙的欣喜，但这里只能是“留瀛洲而采芝兮，聊且以乎长生”，而这并不是远游的目的。这时作者突然忆起曾梦见生长在昆仑山上的木禾，就产生亲登昆仑山的念头，于是指向西南奔向昆仑。

　　二游南方。凭吊了大禹、重华、祝融的旧地，登上日行正中的昆吾，并在昼夜喷吐烈焰的火山边休息，酷热难耐，倍感孤独，于是再向西行。

　　三游西方。经行都广的建木神树之下，拾取神树若木的花朵。虽此地之人寿命都在千岁之上，但这也不是他所追求的，故又继续前行。

　　四游九州中原。在黄河之滨请黄帝为他占卜前程。黄帝历数神话传说、历史典故以为据，告诉他“死生错而不齐兮，虽司命其不晰。”反复论说祸福相因，难以预测，贤愚杂糅，难以分辨，但要相信一条“彼天监之孔明兮，用棐枕而佑仁。”苍天所视明察秋毫，它会辅助诚实仁德之人。善行必有善报，但要尽力求索，不能坐等机遇，最后嘱告说：“盍远迹以飞声兮，孰谓时之可蓄？”故作者重振远游之志，继续求索前行。

　　五游北方。作者极度渲染北方的寒冷：“行积冰之硙硙兮，清泉冱而不流。寒风凄而永至兮，拂穹岫之骚骚。”以至使北方神兽玄武与螣蛇都冻得或缩入壳中，或盘缩一团。在这阴极之地，又念起阴中之阴，故纵身下潜。

　　六游地下。没想到地下远不如海外四方，故作者只是“趋谽谽谺之洞穴兮，标通渊之碄碄。经重阴乎寂寞兮，愍坟羊之潜深。”匆匆而过，就“追慌忽于地底兮，轶无形而上浮。”再度升天，飞向西北。

　　七游西北钟山。在这里凭吊了祖江神，会见了西王母，又遇到了太华玉女、洛浦宓妃二位女神。二位女神体态妖娆，光彩照人，并赠玉佩缯绮以通情谊，但这些外在的形貌重物并不是作者所追求的，作者汲汲以求的是内在情志的契合，故曰：“虽色艳而赂美兮，志浩荡而不嘉。”不及答赋，匆匆前行。此即应合了文王所占：“二女感于崇岳兮，或冰折而不营。”

　　八游昆仑。终于来到梦中所念之地，作者纵情驰游，并再次请巫咸为他占卜曾见木禾的梦。巫咸占曰：“既垂颖而顾本兮，尔要思乎故君。安和静而随时兮，姑纯懿之所庐。”巫咸所占预示了远游的结局，故作者虽受到百神的热烈欢迎；虽内心非常羡慕光辉灿烂的天上仙都；虽终于寻到远祸全身的乐土；虽能唯意所适，纵情畅游，但远祸全身的欢悦并没有淹没忠君恋土的哀愁，所以当他“据开阳而頫盼兮，临旧乡之暗蔼”之时，内心斗争更为激烈，最后只有放弃了一己的欢悦，而以生命为代价去恪守忠君爱国的贞节。即便在冥冥幻想之中他也不忍离开君国于一步。

　　从“悲离居之劳心兮”至结尾为第三部分，写远游的结局。作者从天上回落人间，从光明的幻想中回到黑暗的现实中，欲进不能，欲离不忍，无可奈何之中只好洁身自好，独善其身，退修初服，归耕田园，“心远地自偏”，思玄聊自慰。并卒章显其志，以诗总括全文主旨。

　　这篇赋最突出的艺术特色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从其表现内容、情感上看：作者借梦幻远游的浪漫主义形式抒发现实生活中的哀愁。他主观抒发的虽是一已的悲哀，但客观上不仅塑造了志行高洁的自我形象，而且也揭示了汉代政治舞台上的斗争与黑暗，揭露了阉党谗害贤良的丑恶，揭露了君主不分善恶的昏庸。悲哀之中有不满，有反抗，压抑之中有高扬，而对美好境界的追求更带有理想化的浪漫主义色彩。从其表现方法看：既有如实的直述，更有虚构的幻想。作者融汇神话传说、历史典故乃至阴阳五行、龟卜草筮、天文地理、虫鱼草木编织远游上下四方的情节，通过叙说幻想虚构的情节抒发对现实的不满，对理想的追求。并将海外众仙、历史人物、天上星宿、卜筮卦象、花草鸟兽、服装玉饰构成六大意象群，其中又多分为性质相对的两组分别象征着光明与丑恶，它们已不是孤立的比喻，而是群体的象征。作者不仅赋神仙、历史人物以生命，甚至还赋卦象、星宿以生命，共同参与他上天入地的求索，如文王所占：“二女感于崇岳兮，或冰折而不营。”“遇九皋之介鸟兮，怨素意之不逞。游尘外之瞥天兮，据冥翳而哀鸣。”“二女”、“鹤”等都是将抽象的卦辞、卦画转化成的具有生命的形象。又如“命王良掌策驷兮，逾高阁之锵锵。建罔车之幕幕兮，猎青林之芒芒。弯威弧之拨剌兮，射嶓冢之封狼。观壁垒于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硠。”其中“王良”、“驷”、“高阁”、“策”、“罔车”、“青林”、“威弧”、“封狼”、“壁垒”、“河鼓”等全是星宿名。作者或用拟人之法，或赋双关之意，将它们转化为具有生命的形象参与远游求索。这可以说是作者创造性地运用并发展了富有民族特色的比兴之法。作者对天地四方的地理、气候特征以及与其相关的神话传说、历史掌故的准确描写和交融吻合，都充分显示出了精通天文、历算、五经、阴阳、机械制作、属辞造赋的作者其博大精深的学识、奇特丰富的想像力及高超娴熟的语言驾驭能力。

　　其次就是构思的巧妙。这篇大赋采用的是内外双线并行的结构形式。作者以远游为外在线索，依次叙说远游的原因、经过及结局。在文章的主体，即叙说远游的过程中又以梦见木禾为线索。由于所梦木禾生长在昆仑山上，便产生占梦并登览昆仑山的愿望，也就引出了远游天地四方的情节，并使远游之地的转换是那样的自然而然。以梦境的产生及其实现与破释来安排远游的历程，不仅符合当时人们的思维习惯、欣赏兴趣，也使上下四方的远游紧紧联系起来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另外，作者有意安排的三次占卜也是别具匠心的。其一，三次占卜不仅预示了远游的经历及结局，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使文章的结构更为严谨周密。其二，大凡人们在无力左右自身，无力消除痛苦之时才去求神问卜，故占卜行为本身也从侧面表现出黑暗势力的强大，个人力量的软弱及其内心痛苦的程度。其三，巧妙借助占卜之词表现心灵斗争的另一个侧面，抒发牢骚，流露逃逸意象，流露对昏君阉党的不满。借他人之口说自己要说的话，既委婉，又尽意；既不留把柄，又不失君臣之义；既“言之者无罪”，又“闻之者足以戒”。其四，占卜之词也使其文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增强了诱人的力量。

　　文章的内在线索则是作者心灵矛盾斗争的运动历程。从纵向上看：先述忠情，这是扬，是主观情志的高扬；再叙忠而受谤的孤独苦闷，这是抑，是客观打击造成的压抑；再叙上天入地的求索，则又是扬，每一次求索的开始都是充满希望的高扬；而每一次求索的失败再度陷入苦闷则又是抑，是希望破灭的压抑；登上昆仑山，神态高驰，这又是扬，是幻想中的高扬；但当他瞥见故土，燃起归乡之情时，这又是抑，是思乡退隐的压抑；回落故乡之后，又高唱着“回志朅来从玄諆，获我所求夫何恩！”这又是扬，是在更高层次上作出超然物外的高扬，而这种高扬实际上是压抑的变态。扬抑的交错则展现出作者心灵运动的发展曲线。从横断面上看：每一断面又充满着心灵的矛盾斗争：忠君与怨君，独立不迁与顺从时俗，进取与退隐，去国与恋土……，作者的战斗冲动与逃逸意象始终交织一处，构成了作者心灵运动的具体内容。

　　“添线”两句，叙贫家冬至夜。言贫寒之家冬至夜仍需通宵干活，妇女坐在绣床前漏夜刺绣，人虽极感疲倦，然而还是续添丝线继续刺绣。惟一表示“冬至”的是燃起一束敬神的信香，袅袅香烟斜冲天上。“五更”两句，富贵之家的冬至夜。此言“冬至大如年”，富贵人家彻夜箫鼓不绝以示庆贺。来宾的坐骑拴在门外的栓马桩上，马儿耐不住五更晓寒，所以扬蹄昂首嘶鸣。上片贫富对比，虽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般的尖锐，然而也反映出当时社会上的不平等。

　　下片“帽压”四句，述己过冬至夜的情景。言词人帽下已露出斑白的头发，然而镜中却映出了他脸上桃花般的醉酡色。他舒适地在帘内边饮酒边赏梅花，醉梦中好象到了孤山下去游赏梅花一样。这说明词人虽属“寒士”，终是有酒度岁也。

　　上片，运用神话传说，戏弄、嘲笑紫姑神。“玉肌铅粉傲秋霜，准拟凤呼凰”，画出了紫姑神“玉肌铅粉”的“箕”体和以“凤呼凰”的“箸”音等的神相。“伶伦不见，清音未吐，且糠批吹音，黄帝乐官的音律中看不到，以“清香”作引诱向善男信女索取香钱这一举动也传开不去，全都属于米皮、谷壳一类的糠秕，四处吹嘘飘扬。紫姑神虽命贱位卑，受到祭祀，但苏轼还是向世人指明紫姑神只不过是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愚弄百姓的“坑三姑娘”。“糠秕吹扬”四字，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下片，以历史为镜，进一步揭示紫姑神虚无本质的意义。“到处成双君独只，空无处，烂文章”，从“箕”、“箸”之相貌不同凡人入手，将民间“岁正月必衣服箕箒”以祭的“子姑”还以本来面目：诗才敏捷，实为满腹“烂文章”，原是一具愚弄百姓的稻草人。“烂文章”三字，画龙点睛，妙不可言。“一点香檀，谁能借箸，无复似张良”，笔锋又一反转。苏轼以历史唯物论指出神话传说也曾被积极利用。即使是紫姑神香檀般的小箸，也可以为现世生活之鉴。谁能借箸代筹以指点江山，只有汉臣张良，别无他人。

　　全词，以神话与民俗、历史与现实、正反与反正相结合的手法，写了一位“言如响，善赋诗”而又不幸、善变的“紫姑神”。“苏轼以历史学的态度，引神用典，以为警世之治、移风易俗之用。表面戏弄，实富深邃之哲理，值得借鉴。